纳粹德国禁烟领先世界 希特勒自杀后烟瘾大爆发

假“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

拜纳粹宣传机器的高效运作所赐，烟草在当时的德国俨然成为“人民公敌”，希特勒也亲自出马，大讲特讲他戒烟成功的“光辉事迹”，把抽烟与否作为区分“正邪”的标识。他说，德国的盟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弗朗哥都不抽烟；而与德国敌对的英国、苏联和美国，其领导人丘吉尔、斯大林以及罗斯福都手不离烟，表明他们“堕落至极”。

彼时，在纳粹的话语体系中，假“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颇为流行。按照普罗克特在其研究中的说法，如果对方是个烟民，纳粹党员最常用的是下面这样的说辞——

元首他本人就反对吸烟，并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戒掉这种恶习。我们无权利用这种玩意儿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健康。我的国社党兄弟，这些你都知道吗？

宣传戒烟理念的同时，还有专业人员为老烟枪们提供心理咨询。另一项与之相关的发明是含尼古丁成分的口香糖——犯烟瘾时，咀嚼一块便有舒畅身心之效，此后可通过逐步减少尼古丁的摄入量，最终成功戒断烟瘾。还有一款功能类似的产品名唤戒烟漱口水，其中添加了硝酸银，用它漱口之后再抽烟，会觉得烟味非常令人恶心，反复多次之后即可戒烟。

凡事都有两面。希特勒口沫横飞地将烟草称为“毒品”，可纳粹德国在国内大力推行戒烟的同时，并不敢将烟草贸易列为非法，原因无非是，这门生意可提供丰厚的税源。

普罗克特注意到，到1941年，烟草业的税收在纳粹政权的财政总收入中占了5%，比重不可谓不高。就在同年11月3日，当局颁布了一道法令，将烟草税提升至香烟零售价的90%，这一惩罚性税率的最大获益者依然是德国政府，令后者得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行。

战争废墟上，“复吸”蔚然成风

虽然谈不上令行禁止，纳粹德国的吸烟者比例确实连年走低。从1939年至1945年，德军士兵消费的香烟数量同样逐步减少，一项于1944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二战前，虽然德军中烟民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战争期间，每名军事人员每年的吸烟量下降了23.4%，每天吸烟超过30根的人的比率更是从4.4%跌落至0.3%。

当然，考虑到彼时的环境，很多人并非真心与烟草决裂，而是因为物资短缺，不得不“减量”，或者是慑于上峰压力，在接受调查时提供了虚假信息。希特勒的女秘书戈尔达·克里斯坦曾回忆称，柏林战役末期，“元首地堡”内散发着一股空虚的气氛，原本对希特勒有所回避的人公开吸烟，希特勒自杀后，大家更是无所顾忌地吞云吐雾。

希特勒之死宣告纳粹政权的禁烟运动进入尾声。主管此事的卡尔·埃斯特尔，也因害怕遭到清算而自裁。根据普罗克特的说法，埃斯特尔在战时参与杀害的人数多达20万。

第三帝国土崩瓦解，“反对烟草学院”关门大吉，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吸烟现象再度兴盛起来。来自美国和瑞士的香烟，经由黑市源源不断地运抵德国。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中，香烟甚至被作为援助物资免费输入德国。

纳粹政权的禁烟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公众的健康。然而，二战后，由于东西方阵营均忙于冷战，德国科学家论证吸烟与肺癌关系的著述基本没有引起科学界的关注，它们只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被引用了几次，即便在德国本土，这些论文也籍籍无名。

为熬过百废待兴的时光，自然而然地，人们再度沉溺于烟草的魔力，忘记了它与疾病有何联系。在西德，每人年均香烟消费量由1950年的460根飙升至1963年的1523根。至于德国境内的相关研究，用美国健康学家罗伯特·尼尔·波科特的话说，“已经无声无息了”。

不仅德国，全球范围内对烟草危害性的认知亦相当有限。直到二战结束近10年后，美国癌症协会才承认，肺癌与吸烟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吸二手烟同样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1971年，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老调重弹，一番喧哗后，为自己赢得了爵士头衔。从此，公众终于开始感觉到有必要与烟草划清界限。如今看来，多尔充其量是在炒弗兰茨·穆勒等德国同行的“冷饭”；而后者，却早已随着他们曾经效力的政权化作过眼云烟。（特约撰稿张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