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文章，原题:中国正逐步领导世界经济复苏

法德与美日之间的剑拔弩张，英国为了寻求妥协的疲于奔命----G20伦敦峰会上的这一切，无一不真实反映了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危机时出现的协调问题。而另一方面，这次峰会还反映了世界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分歧:在作出决策时，是否要把中国作为决策成员包含进来？

布朗有时间访问拉美，也有时间周游欧洲，可他就是没有想办法去访问北京（当然他也没去东京或者新德里）。可鉴于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还拥有数量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布朗把与中国的接触仅仅限于外交途径似乎有点不合常理。

伴随着经合组织发出“世界贸易正在急速衰退”的警告，中国的作用有多重要已是显而易见。去年11月，中国是第一个为应对危机而推出重大财政方案的国家，而且温家宝总理随后还为其作出保证，说是若有需要，政府还会再加大投入。除了以基建为主的11月方案外，中国政府也通过数额巨大的新增银行贷款大开货币闸门，还宣布要采取措施帮助十大主要工业部门。

因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峰会上所采取的立场，将决定这次峰会是否真能预示着应对危机的实际行动。尤其特别的是，这次峰会还将表明，基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协作，现时流行的所谓“G2”方程式是否真的站得住脚。

尽管在过去三十年间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可在国际事务上中国一直不是个重要角色，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邓小平在三十年前发动的巨大经济变革，让他们选择了追随邓小平的理念，为更加富裕而埋头苦干。可现在情况要变了，引起改变的三个原因必须在伦敦会议上得到重视。

首先，尽管中国也因外需急跌、内需无力而受到重创，可他毕竟没有像西方那样遇上能撼动根基的金融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其银行本就是国有的，他们没有迷恋激进的金融工具，倒是现在打开了放贷的闸门，为经济发展注入流动资金。他们是有很多缺陷，并且在未来几年可能还要面对新一波的不良贷款潮，可是目前，他们的余额充足且贷款比率低，还会按政府的指示行事。

其次，中国坚持认为，尽管在恢复经济增长方面困难重重，可在应对危机方面，中国通过其刺激经济方案已起了带头作用，即使其无法充分刺激内需、无法改善福利体系的风险存在。北京政府有关经济增长可能无法达到8%的官方预测，但他们的自信却摆在那里。

世界银行预测其增长率更可能是6.5%，可即使如此，这相较西方以及日本的表现而言，对比还是如此鲜明。就算这些增长是通过不能满足大陆经济调整长期需要的短期措施来实现的，整个刺激经济计划仍然令人惊叹，从北京市内的一百多个城市基建项目到铁路系统的大力扩建（包括数百英里的高速轨道建设）到及电网系统的重大翻修，通通令人惊叹。

再次，刺激经济方案于11月推出以来，除了发表各种言论外，中国还前所未有地在经济和金融事务上积极发挥其影响力。其领导人不仅积极发言，而且发言时所用的语气远比从前尖锐。在今年早些时候的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就对西方金融界说了一些逆耳的大实话，他说的“以长期的低储蓄高消费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有趣的是，他会在这样一个论坛上说这样一番话。

而本月，温家宝通过对中国所购美国国债的安全表示担忧来重复了一遍这类指控，中国人民银行的高级官员则对此说法有所附和。一位中国银监会的官员在访问纽约的时候，也对中国因为持有美国国债而依赖美元表示了忧虑。到本周，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批评那些“没有效仿中国推出决定性刺激经济方案的国家”，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要扩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见注释）作为美元的一种替代品。

中国官员们还宣称，这次的危机表明，单极化的世界金融体系现已跟不上形势。当党报《人民日报》如常指斥西方的种种不当行为时，另一国有报纸在首页头条只是说“奥巴马必须进一步处理美元的问题”，而今天，它的首页新闻是关于一位经济决策官员的预期:“中国，而不是美国，将带领经济复苏”。

这就意味着，布朗和他的同伴们在伦敦峰会上要面对的是一条不同以往的巨龙。就算事实最终证明，G20峰会根本没法提出任何实质的解决方案（看起来很可能就是这样呢），人们还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全新的中国。不能再把他简单视作依靠廉价劳力、资本以及进口技术来生产低成本商品的工厂了，从许多方面来看，第二轮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会比第一轮改革更有难度，然而，在中国大陆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不但中国要面对挑战，其余国家亦然。

注释: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帐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SDR）。

责编:冯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