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后的隐遁与乐坛新格局

在大陆的音乐新锐对“邓丽君现象”鸣鼓攻之的时候，事实上邓丽君已淡出歌坛。大陆同行攻击的只是她留在那块辽广土地上悠长的、挥之不去的影子而已。

邓丽君的隐遁，自有她个人的原因。但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世界流行音乐的趋向以及华语歌坛确实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一个时代要落幕了，另些音乐新元素正猛烈地舒展开自己的根系。

一个歌星凭着自己的天赋、悟性、勤奋，在舞台上和录音棚里兢兢业业地谱写和完成自我，靠歌唱的实力去摘星折桂，好象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流行音乐史的这一旧页已翻过去了。从欧美乐坛开始，一种新型的“行吟歌者”成了时代要角。他们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一字一句、一颦一笑乃至每个音符节拍都全方位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人生观和文化品味。他（或她）唱得真比职业歌星好吗？当然不。可人们就是要听他的声音，看他的模样，咂品他对自己作品的演绎。在华语歌坛上，台湾的罗大佑即为其代表。

另一类则完全是高度的商业文化和工业社会包装出来的偶像巨星，在其间，纯粹的音乐考虑已然没有而且不必有，虽然歌喉还算是这种“产品”的构成因素之一，总之，他们的形象和歌曲都是为了“包装”而量体订做的。这些诸元组合的天皇巨星，自然而然地充当了社会流行价值的导向，有时他们会劝善，有时又加点“恶”的佐料，而终归是商业文明的聚光灯下的大玩偶。这种歌星在香港乐坛出产最盛并且最为成功。大陆的新进摇滚歌手何勇尖刻地讥诮香港的“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是个歌手外，其它三人都是“小丑”。哪怕何勇自己的歌也是垃圾，再剔除大陆摇滚青年之愤世嫉俗和故作惊人语，他的苛评还是多少触及到了商品文化那层豪华的包装纸。何勇一言既出，四座哗然，亦因为他刺伤的不是歌星本人，而是侮辱了整个商业社会及其子民严谨有序并安之若素的文化价值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形象和声音。无论金粉抑或铜臭，无论昂扬抖擞或骚首弄姿，它有它的道理，它本身就是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