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邓丽君现象”

人们不可忽视的是，“邓丽君震撼”带来的移风易俗，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生命的热爱，对心灵自由、个人价值的重新肯定和尊重，自然还有对人际的咬噬争斗而“其乐无穷”的毛式准则的彻底否定，正常人的普通感情的回归。这事实上也贯穿于大陆整个八十年代人文精神清浊消长的历程。

更直接的是，邓丽君现象推动了大陆世俗文化的解冻和重生。特别是流行歌坛，在倾力模仿之余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大陆的通俗歌曲好象从此搭上了“特别快车”，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完外部世界流行乐坛所走过的悠长道路。八六年，大陆的先锋摇滚乐的“创世人物”崔健及其乐队轰轰烈烈地降生，并以一首笃定可成为传世之作的《一无所有》震撼了流行乐坛。一种新颖文化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对既有事物的批判，在大陆的生态背景下，这种“除旧布新”的文化批判尤其会来得激烈。为摇滚乐鼓与呼的助阵者们对“邓丽君歌风”提出了尖锐的抨击，他们在另一地基上以“重金属”的轰鸣和嘶吼来重新呼唤阳刚精神。这体现出了大陆流行文化的自我生长和审美情趣的律动与觉醒。

如果说前卫摇滚乐借鉴和引进的是欧美的音乐，那幺另一群青年“音乐人”则从台湾的校园民歌里敏锐地捕捉到它的文化内涵及其现代精神，从而扬起“城市民谣”的大旗，鼓吹现代意识、现代节奏与“国风”的结合。他们当中以南方的陈小奇（代表作《涛声依旧》）为领军人物。这群人也对邓丽君持否定态度，而将罗大佑当作他们的坐标。

对于这批前卫人物在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邓丽君阴影”之下勇猛果决的挣扎，及其富于创造性的文化追求，我本人当然击节赞叹，但是不得不指出，由于时空的误差，这群音乐俊彦有时会陷足于双重的文化误区而不自知。这种摸索途中的短暂迷失，只能在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之后才能幡然觉悟。

又或者，这种艺术追求上的激烈摆荡，是大陆特殊的历史阶段下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