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过去了，巴黎大学天井院的集会重新平静地进行。科恩-本迪讲话，然后是大家不熟悉的一个面容清秀、声音细弱的人讲话。他叫雅克·索瓦热奥，原是统一社会党（PUS）的活动分子，后来的确是无意识地重返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偶然地代替了辞职的主席，成为一个没落学生组织的代理职务者。在整整一个月里，他将是学生暴动的最合法的代表。这个聪明的但缺乏经验的男人，在暴风雨中将主要依靠统一社会党的前辈来保持航向。下午1点了，他的讲演仍没一点起色，集会的失败是明显的。由于集会已成为警察威胁的目标，不满现状者们在这里连积极同情极左派的传统圈子也没有动员起来。尽管集会人数不多，也尽管存在新生的“法西斯主义”和“警察镇压”的威胁，在场的学生还是毫不在乎地准备接受考验。午时，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参加者。

在这个时候，戴高乐将军的心情还是愉快的。他在爱丽舍宫进午餐，竟首先放起了他平时有点讨厌的爵士音乐《费尔南代尔》。然后，侍从特别送上一份刚出版的像敲响胜利钟声似的公报。这是美国和越南将在巴黎举行会谈的公报，为持续了10年的越南战争寻找妥协。这是戴高乐历来的外交主张之一，他在有损西欧鹰派的情况下，在交战国中开启了和谈的大门，战争将结束，戴高乐的外交又一次取得辉煌战功。将军陶醉于斯，对巴黎大学的集会当然一无所知。他曾了解农泰尔文学院动荡的情况，并发出坚强有力的训令。5月1日，当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搬运工人送来他们传统的铃兰花束时，将军欠身对他的内政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说道：“必须结束这个农泰尔事件。”这些捣乱分子还没在美越会谈即将开始的时候来巴黎捣乱呢！至于其它，我们正在进行必要的改革。戴高乐很早就在敦促他的数任部长们实施选择学生进大学的政策，以便他这个高大虚弱的身体最后有力量拉住国家所需要的二流精华人才，因为已经从大学里选择了一些国家准高级负责人。然而，部长们总是支支吾吾，说什么民主化、大学的开放、灵活的方针、结构的适应等等。这一切，在将军眼里都是徒劳的饶舌，因为他看到的结果是这些非选择的预料之中的产品正在制造动荡。那么，至少要维持秩序，使小政治不至于妨碍大政治。

将近下午2时，约300名大学生重返巴黎大学天井院———大学左派惯常的政治集会广场。还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科恩-本迪趁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的一个活动分子指责乔治·马歇的文章的机会悄悄离开。这个热忱而顺从的活动分子同意他的领袖科恩-本迪的意见，对法共舆论企图使刚处于萌芽状态的学生运动脱离社会的导向迎头棒喝。一个小时就这样毫无生气地过去。这时需要刺激，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们于是登上舞台唱起无产阶级的战斗歌曲，想使与会者的兴趣保持下去。场面被维持到15时。突然，一个气喘吁吁的传讯人带来一个令人激愤的消息：上百个“新法西斯分子”在天文台组成了一个恐怖集团，排着密集的队伍正向巴黎大学开来。喔唷！随着这个根据不足的传言，集会者们立即行动起来。亲华的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UJCml）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好像重新找到了战斗的意义。他们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掏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并收拢一些走廊里工程用的石头。一阵狂热地喧闹和小型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大部分大学生正在上课，或正在很近的梯形教室里泰然地进行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考试。凑巧“法西斯分子”就要来临，集会者将碰上比自己强的对手。

这些战略准备给巴黎大学校长罗什带来了强烈的反应，他害怕农泰尔的传染，同情农泰尔大船上软弱无力的船长——格拉潘院长的命运。他开始关闭控制不住的梯形教室和疏散里面的学生，此举反而起到了扩充小团体的作用。巴黎大学的那个小天井院变成了有堡垒保护的小兵营。因为警察们在不显眼的地方监视着集会的发展情况，但并未引起太大的抗议。校长然后召请警察的最高领导——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然而，这位局长因为没有很好地判断形势，没有取消他下午的一个小小的约会，而使后续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巴黎警察局局长正在巴黎上空的直升飞机上向一个专业记者介绍他的部门人员刚使用的巴黎新交通图。晴空万里，他看到了只有稀疏人群的巴黎大学，好像在嘲笑他的高度。巴黎大学在实施惯常的应急措施，警察局对历来在这种情况下关闭大学的两个入口，把大学分离成两个营地的应急措施感到满意，这回仍然如此。同时，由于有警察阻拦，“新法西斯分子”是不可能越过卢森堡公园的界限的，但巴黎大学的活动分子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5月3日中午前后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集会的极左派大学生们，正发热地等待着敌人——“新法西斯分子”的来临。目睹这一幕，总是忧虑的罗什校长想尽快地把他们从这块讨厌的驻地上遣走。由于年轻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派来的人员传达的部的命令是那么坚强有力，罗什才未勉强为之。罗什请来部长办公室的主任，两人认为警察全面干预的计划是适当的，因为巴黎大学不是农泰尔文学院，它要摆脱这一切。他们不得不违背大学传统的独立性，在上司的支持下，罗什召请巴黎警察局局长。问题是局长不在，他在巴黎的天上。警察局办公室主任犹豫不决。警察局应该进入巴黎大学这个马蜂窝吗？维持治安的老兵让·保利尼是警察局长的右臂，他熟悉他的上司的哲学———警察局应该尽可能少地在大学里惹事。况且，封闭的未知的外籍大学生住宿区处在大学动荡的边缘，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大学生群体中的不满现状者马上就会变成牢固的团结，直到不感兴趣时为止。

鉴于校方的请求，保利尼同时要求校方有一个书面申请，这得到了迪里和扎曼斯基两个院长的赞同，罗什在书面申请上签了简短的话：“请求警察局驱逐捣乱分子，以稳定巴黎大学内部秩序。”

14时50分，深蓝色的警服墙堵住了学校街路口，只有少数活动分子从居亚街逃离；大部分留在了那里，武器只有脚下的铺路石；头头们也在里面，喊着不冷静的口号。大学生们进退维谷，要么战斗、要么逃跑，或者毫无希望地孤注一掷，这都是无用的或者是危险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负责人阿兰·克里文，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雅克·索瓦热奥和革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斯特凡纳·贝格受委托上前与领导行动的警官谈判。他们协商了一个僻静处作为学生离开的出口。1968年5月运动就这样以一个口头协议开始，虽然是短暂的。例行公事的警察们开始检查这些“捣乱分子”的由校长签署的身份证。警察的人数很多，能够在广场上做好这项工作。大约有500名大学生被装上等在外面的大客车里。评论家皮埃尔·维昂松-蓬特后来说这是全面动手的错误，只要让肇事者离开，防止扩散就足够了，一切就会进入秩序。格里莫如果在场，可能也会如此决定。这次发生在拉丁区中心的大逮捕，更激起了团结一致的运动。“运动的爆发只是或迟或早的事，当时只等一个充分的借口，不在这一天出现，就会在另一天出现。”20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