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察局长格里莫的影响下，政府的反击将是审慎的。晚8时，校长罗什宣布关闭巴黎大学直到恢复平静。当内政部长富歇征询格里莫的意见时，格里莫正准备处理关在警察分局里的被逮捕的活动分子们。这位警察局长建议不要起诉并打算释放他们，因为骚乱发生在他不在的时候。格里莫提议放弃司法程序，大学继续上课。富歇感到纳闷，对放任不管不安，他认为应由司法机关和学校严厉惩罚他们。实际上，从骚动的第一个晚上起，政府就在宽容和严厉之间徘徊。在现场，格里莫就在满怀信心地为让步和平息辩解。

此刻的爱丽舍宫，完全在考虑他的全球计划，深信此类十分次要的内政事务凭一点刚性就能解决。戴高乐将军要求恢复学校的权威，尤其是国家的权威。如果有闹事者，我们就处罚他们。如果有煽动者，我们就逮捕他们。多数党对捣乱分子非如此不可。

在戴高乐的严厉和巴黎警察局长的灵活这两种观点之间，政府将没有选择。这已经不是真正的管理了。当圣米歇尔大道的骚乱爆发时，总理正在德黑兰参观陈列在莱利银行地下室中的伊朗王室的金银财宝。乔治·蓬皮杜是在骚乱的前一天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的。按法国的规定，总理出访期间由司法部长路易·若克兰代代理总理职务，出于分寸，司法部长仍留在他的旺多姆部长官邸，只是谨慎地监察着马尔蒂翁总理府，加之总理办公室主任是个有能力的总爱挖苦人的米歇尔·若贝尔，若克斯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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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下的两名部长，也是工作认真的人。阿兰·佩雷菲特是戴高乐主义的一颗新星，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和兼国立行政学院的双料毕业生，一个身居要职的雄心勃勃的文人，正在细心地进行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教育改革，他为戴高乐所器重，却为学生们所讨厌，因为他一点也没有准备从正面进行教育改革。克里斯蒂昂·富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最早的抵抗运动成员和最早的戴高乐主义者之一，1940年6月17日即到达伦敦，而戴高乐还是19日才到达的，他万分忠实于戴高乐，他颇具军人风度，眉毛炭黑，声音洪亮，体质上可与博沃广场媲美；精神上却差多了，他有文学天赋、爱发牢骚，还有任意指挥行政长官的毛病。其实他刚离开教育部，交托他后面的改革，并高度评价教育界。他为获得乔治·蓬皮杜交托的内政部领导权而自豪，这下可没准备一个字的牢骚。他将是“第五共和国最美好的成果之一。”其实，三个男人都宁愿宽厚、人道，都在约束部下粗暴对待青年人的行为，因为这些青年人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将在风暴期间掌舵。……

巴黎第一警察——巴黎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一直遗憾自己没能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他爱好能够毫无束缚地倾诉衷情的诗和小说，它们是那样高雅和细腻。……这位四分之一的文学家决定用有效的缓和来促进恢复秩序，他鼓足勇气，遵循他的路线——不流血地抑制骚乱，而又坚持原则的实用主义路线。

学生们悲观地蒙着眼睛，像诅咒恶魔一样诅咒现实制度，又过于严峻地负载现实，无法克制地筑起街垒，这就是悲剧的大悖论：秩序的支柱本来更喜欢皮棍离笔杆子远些，榴弹离言论远些。然而现在却这样了。如果没有戴高乐将军的强硬和他的怒骂，学生的骚乱毫无问题会很快平息。他们不是不知道示威者对他们的公论：强硬将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强硬的命令至少应和执行中的缓和相结合，尤其是在骚乱的开端。倒是没有经验临时组成的处在裂缝边缘的学生参谋部，将以惊人的手段向前猛冲，耍弄政界人物如同玩走马灯。看来在他们背后存在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