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慧聪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有次隔空“搬杠”:

马云这边讲，“就算用望远镜，也找不到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在哪里。”郭凡生那边说，“马云能说出这种话，不是中国其他企业家无能，就是他马云自己无知。”“要不是他望远镜有问题，就是他眼睛有问题。”马云说，“一天交税一百万。”郭凡生讲，“人不能睁着眼睛说假话。”“你可以做宣传，但不能撒谎，企业可以做包装，但不能假装。”完了郭还不依不饶，“马云最终是要道歉的，他现在不道歉，我就抓住没完没了地讲，天天损失的是他大量公关的钱和他的个人形象！”

搞得阿里巴巴发声明回应:“B2B在中国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其市场规模要远远超出某些人和某些公司坐井观天的想像。”“尽管有多种渠道通过各种方式，几次提出要求阿里巴巴收购慧聪国际的意向，但在此我们再次声明……我们对这样的企业没有一点收购的兴趣 。”

声明最后撂下一句:“网络时代是全新的时代，现在已经过了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兜售商情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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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候叫我‘中国分类广告之父’，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分类广告之父’。”2003年之前，他是媒体追访的对象。

“我敢说我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但老二是谁？”2001年11月，在北京鼓楼外大街洲际大厦其办公室，郭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

如马云所说，郭凡生是靠“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兜售商情”起家的。

1990年，郭凡生受上一年事件影响，从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出来，被迫下海。

1992年，创办慧聪网。与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国庆（当当网总裁）、武克钢（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东星航空董事长）等，被称为“92派”

“我们这批人并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拨‘下海’的，之前还有两次下海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一拨人一般都是找工作有困难的，当时有人把他们称作‘剃了头、坐过牢的’，走投无路只得下海；第二拨有不少是高干子弟，利用父母关系拿批文，做‘官倒’，靠钻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空子赚钱。

到了我们那时，情况有了很大不同。

首先，经济大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所有下海的企业家都必须戴顶“红帽子”，即使是个人办的企业也必须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存在，其产权不清晰，是很大的隐患。而1992年左右，《公司法》出台了，开始允许私营企业注册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其次，此时下海的人知识层次比前两拨有所提高。所谓‘92派’，原先大多是体制内的政府官员、政策研究者。像当时和我差不多同时下海的有冯仑等人，都是体改所的同事，还有发展所的李国庆、蛇口开发区的武克钢、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兰世立等人。我们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有着清晰的思路，在给别人出主意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自己去亲身实践的冲动。

第三，我们这批人都有自己的主业，比如我做商务信息服务、冯仑做房地产、李国庆做图书、武克钢做酒业、兰世立做旅游和航空。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想要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了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

不夸张地说，‘92派’的出现，让当时整个中国商界为之眼前一亮。”

郭凡生后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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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云等人的创业艰难相比，“92派”的创业历程苦得多。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市场经济刚刚放开，人们缺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信息的不透明。于是，郭凡生大量收集产品价格信息，统一刊登，打通信息障碍，就成了郭凡生捞得的第一桶金。

创业初始期，郭凡生骑自行车奔走于刚刚兴起不久的中关村，四处收集家电、电脑等产品价格，然后统一刊登在《北京晚报》等报刊上。

“这是创新的商业模式，媒体认为这是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报刊不仅不收取广告费，还给我们费用。”郭凡生说。

当时每半个版面，大约能刊登两百条价格信息，每登半个版，报社“倒贴”郭凡生400元。与此同时，大量商家还需要向郭支付广告费。创办慧聪的第一年，慧聪就入账数万。

没有门槛的商业模式，很快大量模仿者蜂拥而入。“大约1年之后，媒体不再给我们钱。我们免费或者需要支付小额费用给媒体。但是，大量商家认可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纷纷愿意和慧聪合作，提供产品价目表。”郭凡生表示，“因此，慧聪每年的业绩都翻番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