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1980年何老在国际奥委会开始了近三十年的委员生涯，在这期间他一直努力的希望把奥运会带到中国，而在1993年中国人终于第一次申办奥运会。

1993年所有等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等来的都是失望和悲伤，所以我们也更愿意去回顾2001年申奥成功的那种喜悦。对于北京申奥路程的艰辛，何老有着最深刻的感受，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何老已经是一个近七十的老人，他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称呼，他说自己是北京奥申委里年龄最大的志愿者。

何老夫妇的申奥之旅，虽然惊心动魄，但是一切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在申奥成功之后，两个人的行程还是排得满满的，作为经历过奥运会次数最多的中国人，何老的经验也为北京奥运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国际奥委会中最有风度的官员

曾子墨：欢迎何老先生来到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何先生今年应该是八十大寿吧？

何振梁：是的，八十岁了。

曾子墨：单单刚刚您走上我们这个演播室，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

何振梁：谢谢你了，但是八十还是八十，不管怎么样，还是八十岁。

曾子墨：中国的奥运梦想终于实现了，是不是感觉现在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锻炼锻炼身体，照顾一下自己个人的生活？

何振梁：先这样做，现在还一下子做不到这个，因为过度时期，先逐步逐步过度到可以真正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包括锻炼身体，包括看看书，听听音乐，写写字。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还有一些杂务，还有一些杂事还要在那里做。

曾子墨：而且呢，我还听奥委会有一些这个媒体报导上写，奥委会的一位委员的夫人，说您是奥委会当中最有风度的？

何振梁：对，你怎么知道的？

曾子墨：现在是信息现代，有网络、有媒体，有报纸。

何振梁：那是我们在去，在开一个国际奥委会的全会。这个会议休息期间呢，刚好就跟我老伴，去散散步，就迎来走来阿根廷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说他远远的就看到我了，那位夫人跟我的夫人讲，说你的先生是国际奥委会里面最有风度的，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不是有风度，或者什么样，没有，没有想过。

曾子墨：何夫人听了心里肯定觉得美滋滋的。

何振梁：这个也许她肯定是这么，我想她会感到高兴，但是她也从来不在乎我在这方面是不是怎么样。

曾子墨：谈到风度呢，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说，风度是与外交官联系在一起的，您本身呢，又是一位从事体育方面的官员，您更多把自己的事业是定义在外交官这个方向呢，还是体育官员？

何振梁：这个恐怕我是两栖吧，因为我是从事的体育工作，真正到国家体委，是在一九五五年。但是这个之前呢，我在团中央，我在二机部都工作过。但是很多时候，都要参加外事活动，包括自己从事的青年的外事工作，跟后来被有些部门的外事这个，外事需要的时候，把我借过去，过去的说法叫借调，过去，临时帮他们工作一些，所以既有我平时的工作，又有外事工作。到了国家体委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从事的是体育对外交往，到后来我当然管的范围比较大一点，更全面一点。但去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说我一定是往哪个方面靠？

曾子墨：两者兼而有之？

何振梁：对了。

曾子墨：一九五五年被挑去搞体育，是什么样的机缘？

何振梁：我原来是在团中央，一九五零年就在团中央工作，所以一九五二年参加过当时团中央主管的几项工作，团中央主管就是参加了赫尔辛基的第十五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翻译去的。后来回来以后不久，就调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去工作，所以我以为我就脱离开体育工作了，青年工作了，跟外事工作，从事的是国家的那个，国防工业的建设工作。但是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四年的底，二机部就收到了这个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他写给我们部长的一封信，要把我调到国家体委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问，领导讲他们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了，二机部的部长，当然只能同意，只能尊重贺龙元帅的这个要求了，所以把我，同意放我走。同意放我走，我当时还不是太，实际上没有这个准备，也不太理解体育工作到底怎么回事。经过了一些犹豫，经过了一些争取，结果还是说希望要我去，那我就去了，一九五五年去了，到了国家体委，当时叫体育运动委员会，就这么开始了我的体育生涯。

曾子墨：为什么会挑中您，看中您身上的哪些素质？

何振梁：我刚到团中央工作的时候，是作为国际联络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参加过多次的青年的外事工作。那么国家体委成立的时候，从团中央过去了不少了领导同志，包括两位已经故去了的，荣高棠跟黄中，都是从团中央调过去的，转搞体育工作。那么后来一九五三年国家体委成立了，一九五五年开始呢就是外事活动越来越多，特别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打交道了，越来越频繁，所以他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对外的这个外事干部的力量，所以刚好在一九五四年的十二月份，我又回到团中央原来的那个部门，去参加世界，参加国际农村青年大会。回来的路上呢，刚好跟国家体委的一个代表团同一个火车回来。同一个火车回来，那么这个那个，火车上是国家体委的外事司的的司长，跟我们同车，他也知道了我代表团去。

他就当时就讲，就说他们国家体委需要人，是不是可以去？当时我推荐的是另外一个同志，我说他去他比较合适。但是我就没有吭声，我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就完了。后面这是领导之间的事情，部门与部门之间去商量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想这个事。到了一九五五年初，调令来了以后，哎呦，就是那一次火车上的这么一个偶然的遇到了这么一个，也是促成了，把我，国家体委把我调过去的这么一个决心吧。后来事后我听说，那位国家体委的对外联络司的司长，向荣高棠，当时国家体委的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就是协助贺龙副总理管这个体育工作的。他那位司长向荣高棠写了一个报告，荣高棠同志应该知道我，他原来团中央的书记，我是团中央的干部，小干部，并且一九五二年，他的，他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棠先生，我是代表团里面的翻译，所以他跟我，他知道我的情况，所以他当场就同意了，并且他自己向贺龙元帅报告了，要调我。贺龙元帅就在要调我的这个信上，他自己签了名。

那么贺龙是元帅，又是副总理，那么赵尔陆部长，二机部的赵尔陆部长也是部队过来的。部队里面对贺龙元帅当然很尊重了，所以不能逆了贺老总的意思，对不对？所以部长同意了，那我们局长当然更顶不住了，就征求我本人意见。我不愿意来。

曾子墨：觉得体育没意思？

何振梁：我对体育有一个片面的看法，觉得体育一个我不会，我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体育，乒乓球，小皮球，足球都打，都踢，都玩。玩的很高兴，但是呢，我从来不是一个体育人才，体育细胞不多，所以每次班与班之间的比赛，年级与年级之间的比赛，我就有资格当啦啦队，没有资格当选手，所以我现在去干吗？第二我体育，我又概念好像就是玩玩，跳跳蹦蹦的打打球，这里面有什么？当时有一个概念，我相信你会理解，当年青年人要搞的是直接就要到搞建设的第一线。

曾子墨：所以要国防机械工业？

何振梁：对，或者是搞政治，或者是搞国防，或者搞这个。像我，我其实是在国防工业战线的，这个接近第一线，我干吗调到去搞那个，不是这样的自己的国防，对国家的建设呀有帮助，当时错误的印象，片面的印象，所以不愿意去。后来嘛，就是作为共产党员，当然得服从组织，组织上再三跟我谈了以后，我就服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