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回望六十年家国，定格六十年记忆，欢迎收看由凤凰网所制作的特别节目《60年家国-标志人物访谈》，我是曾子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海峡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三通”梦想终于实现了。而将梦想招进现实的努力，要追溯到一九九三年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如今“汪辜会谈”的两位主角都已经驾鹤西去了，但是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却至今难以遗忘。

欢迎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汪辜会谈两岸不谋而合

石齐平：你好，子墨。

曾子墨：你好。石先生在来到我们凤凰之前呢，其实曾经在海基会担任过秘书长。

石齐平：副秘书长。

曾子墨：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基会它成立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

石齐平：以我个人了解大概是这么说吧，那个海基会跟海协会大概都成立在一九九一年.在这个之前呢一九八八年蒋经国死了，蒋经国死了以后呢就是李登辉继任，那么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史料大概还没有正式的公开，但是我相信侧面的了解应该也是事实，就是蒋经国在去世前最后一段时间，其实跟大陆方面有所谓的秘使的往来的，双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互信，但他突然死了，死了以后上来一个是李登辉对大陆来讲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因为蒋经国那个时代呢已经有过一些来往了。

那么大陆方面大概也觉得应该就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李登辉时代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所谓的密使。那么当时的密使呢，主要是穿梭两岸之间呢去处理谈一些什么问题呢？因为蒋经国死以前已经宣布台湾地区的老百姓可以去大陆探亲，然后也有一些台商虽然当时台湾的政府还没能够允许，但是也有跑到大陆上去的。

所以不免就出现一些因为接触来往而产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法律的问题，包括这个财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多了以后，大家发现到不谈还是不行，可是形势紧，您知道那个时候北京跟台北方面，这个政府都不往来的，哪怕到现在都没往来。但是中国人的智慧就是说必须要去谈，但政府又不能够往来，要怎么办呢？当时台湾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后来被称之为“白手套”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大陆方面也觉得好像也不错，于是也就仿照成立了一个海协会。一个是海基会，一个是海协会，为什么叫“白手套”？因为他们没有接触，接触到的是手套，但是手呢还在里头，政府就是代表手，这就是当时海基会跟海协会呢成立的背景。

曾子墨：双方之前商量过吗？要成立这样的组织？

石齐平：应该说中间还是有一些特定人物的穿梭，包括在香港来说南怀瑾老先生，那么细节我们就不清楚了，而且都是事后才知道。那么以当时我们所了解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一段，就台面上的就是。但是幕后的这个折冲，幕后的穿针引线，我相信有一些第三者出了很多的力量。

曾子墨：那为什么会是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这两位被推到了前台？

石齐平：OK，这个的话，今天事后来看，这两位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更合适的人了。所以说明当时两岸的政府当局还是很有智慧的，就辜振甫先生来讲，他在台湾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而且有点传奇的。你说他是政治人物嘛他绝对是，可是他本身的身份呢，更多的是一个企业家。那么他的在社会中的声望相当的高，那么而且呢对于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在，别说是我们这一代，即便是他，在他那一代，我看一般人像他牵引那么深的也不多，包括他对于这个评剧，我们在台湾叫评剧，在大陆话叫京戏，那种爱好，那种投入其中的那种感觉。

那么汪老先生，我后来当然就是离开海基会之后，反而有更多的机会跟他做私底下的接触了，我也了解到这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知识分子。那么在我所见到的大陆的一般这种高层次的官员中，他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深刻的。

所以两位老先生年纪好像也仿佛，而且都有一个，非常，一种使命感，一种理想性格。再加上本身人文的素养又非常的深，很多东西他能够谈得一到，不会说三句话谈不下去。那么这个就，所以今天事后来想，当时做这样一个选择，那真是非常天才的选择。

曾子墨：台湾方面当时考虑过其他人选吗？

石齐平：没听过，没听过。

曾子墨：两位老先生在“汪辜会谈”之前彼此相识吗？

石齐平：应该是也不相识的。

曾子墨：有过信函的往来吗？

石齐平：也没有，当时两岸之间连信函都不会往来的。

曾子墨：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秘史，带一些信件？

石齐平：那就不排除，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我刚刚就讲过在这个“辜汪会谈”之间，促成“辜汪会谈”的都是事后慢慢、慢慢才知道的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

曾子墨：对，您提到了一个名字南怀瑾老先生。

石齐平：对。

曾子墨：南怀瑾先生在这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石齐平：他基本上，我也认识他，他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个，你说他是传奇性的人物也行。他，首先他对中国的国学了解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入，然后他又对于这个中国的复兴抱着同样是一种非常理想性的一种使命感，那我估计他大概就是看到这个两岸的气氛，然后慢慢、慢慢的有点成熟了。那么中间有这么一种姻缘，让他能够扮演一种穿针引线的角色。因为当时他比较，就是说那个时候1949年以后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台湾的，所以他对台湾的情况很了解的。然后他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常居在香港，那么跟大陆方面的人接触得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角色，他这个立场，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扮演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角色。

曾子墨：他是如何促使两位老先生走到一起的？

石齐平：听说呢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故事，那就他，他本身是一个你说他是老师吧，他有很多的学生。那么这种很多学生是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个跟他学习，有的是学习禅，禅学，有的是学习国学，各式各样的。那么这些人物中，也有一些这个平常就往来于两岸之间的，那么大概也有一些，一些特殊的机缘，到上海去跟汪老爷就认识了。可能就谈了一些，将来怎么样能够让两岸之间，能够良性互动的类似这样的一些概念。那么中间的剧本到底是怎么写的？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整个过程大概是经过这么一种穿针引线的方式，让大陆方面也觉得应该去做这么一种尝试。

曾子墨：那海基会和海协会第一次正式接触是在什么时候呢？

石齐平：我刚刚回忆是海基会是一九九一年三月成立的，海协会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成立的。我记得海基会成立之后，当时的第一任的秘书长，也就是副董事长叫陈长文。在当年的7月或者更早，成立之后没有多久就率了海基会的一批同仁，到中国大陆、到北京，去做了一次礼貌性的拜会，刚才讲过那个时候海协会还没成立。

曾子墨：还没成立。

石齐平：当时跟这个可能我估计是统战部呀，或者是，可能是国台办这方面有些接触。这如果要说是第一次的话呢，这就算第一次。但是“海协”跟“海基”正式的会谈应该是在海协会成立之后，进行了一些事务性的商谈，当时有几个最重要的事务是大家觉得迫不及待必须要去讨论的，就是“渔事纠纷”的问题，双方面这个法律的文件的验证的问题，这个偷渡客怎么遣返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就开始陆陆续续展开了，那么展开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估计到一九九一年之后到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二年之后到一九九三年，中间大概一年半的时间谈得差不多了。然后就让辜、汪两位老先生就上场，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九二共识”，大家都听说，对吧？

曾子墨：在“汪辜”两位老先生上场之前，他们的会面有没有一些阻力？

石齐平：也谈不上什么阻力，就是说他们两位要见面的话呢就必须要有一些成果，所谓成果就是刚才讲的你必须要能够谈出具体的东西来，然后让两位老先生认可然后签字，如果说什么东西都没谈出来两位老先生见面，我觉得这个时机上可能还没到。

曾子墨：那让两位老先生见面，这个做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是台湾方面还是大陆方面？

石齐平：这个。

曾子墨：还是不谋而合？

石齐平：我觉得应该是不谋而合吧，因为双方面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逻辑上必须要这样发展下去，大家也都希望他们能够尽早能够有机会见面，因为见面之后呢就能够定下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让海基会跟海协会能够有一个制度性的操作，所谓制度性操作以后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这个我们事先约好的协议，半年或者一年咱们就要谈一些什么事情，那个是在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八、二十九，那就是“辜汪”或者“汪辜会谈”签订的四个协议中的一个协议，就是两岸这个互相这个运作的协议，制度化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