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是好青年

“富二代”中，优秀的占20%左右，比较优秀的占30%左右，精英可能占3%到5%左右，所以说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当然还有30%比较普通的。

撰稿·应 琛(记者)

在中国众多企业家中，茅理翔应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他于1985年创办慈溪无线电厂，主导产品电子点火枪连续6年保持世界产销量第一，他本人也荣登“世界点火枪大王”宝座；1995年，55岁的他二次创业，和儿子茅忠群创办“中国厨具行业第一品牌”方太集团；2006年，“永远闲不下来”的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三次创业——创立了国内第一所拥有民企接班人“黄埔军校”之誉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培训学校并亲自担纲讲师。

茅理翔近日撰文《富二代，烦什么》，对胡斌飙车案引发的对“富二代”的负面评价感到“十分沉重”，并呼吁“全社会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关心富二代的成长”。他曾经预言:“交接班危机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大难题。”就“富二代”的诸多问题，《新民周刊》专访了茅理翔先生。

重压之下的一群人

《新民周刊》:对于近日江苏“富二代”进党校培训的事情，您认为进党校培训，除了交接班的问题，您觉得要设置哪些方面的课程？

茅理翔:我觉得首先要对这些“富二代”进行信仰修炼。因为中国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可能过多接触的是一种西方的功利文化，强调竞争性和成就感，但也它有不完善的地方:太计较金钱和享受，使得“富二代”淡化了勤劳和谐这样一种文化。

第二是精神修炼。党校的这段学习，可能是如何运用爱国主义教育，党的传统教育来解决他们的是使命感、责任感。

第三是承受力修炼。现在做企业家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开宝马奔驰，市场压力、管理压力、资金压力、政策压力，甚至于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都需要他们来承受。

第四是能力修理，包括领导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

《新民周刊》:您提到，“富二代”肩上的压力越大越大。在胡斌案发生后不久，您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富二代，烦什么》的文章，是有感而发？

茅理翔:确实飙车案发生后，社会上很多人对“富二代”感到不理解。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

第一，他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第二，去接班，接好了是应该的，这是老爸传下来的；接不好，你是败家子。第三，处理元老和亲戚的问题。第四，面对同学、亲戚、老乡的各种要求要是没办法应对，就会被骂没良心。第五，来自广告公司、媒体、协会的“骚扰”，这些人既不能得罪，但又不可能都去应付。第六，招人难，用人更难。第七，市场的压力更大。第八，有的接班人，十分优秀，全身心投入，没有双休日，没有八小时限制，最后把身体搞垮了。第九，我们的政府，除了GDP还是GDP，大会小会座谈会，给“富二代”压力很大。第十，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你不要钱的时候，跑来要给你贷款，你要钱的时候，抵押不够，没人担保，他就不贷。第十一，做慈善，捐多少才是适当的……

我们的“富二代”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他们在承受着同龄人没能感受到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只看到他们坐着高级轿车，住着高级宾馆。我们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压力和痛苦吗？他们的人生几乎没有很轻松的时刻。

优秀和比较优秀的

《新民周刊》:您在文章里表示，极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对这一代的“富二代”，到底应如何来评价？

茅理翔:“富二代”中，优秀的占20%左右，比较优秀的占30%左右，精英可能占3%到5%左右，所以我才说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当然还有30%比较普通的。

“富二代”是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优越，接受文化教育层次也比较高——很多望子成龙或者盼女成风的“富翁”，都让子女上条件最优越的学校，大部分富二代还到国外留学了。然而，他们的父母都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称之为“野生型企业家”，均有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但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天天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拼搏，放松了对子女的教育。这样造成了有一些“富二代”已经丢失了父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一代人中确实也产生了一小部分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更会引起社会的公愤。

但我认为，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的，极大多数的“富二代”有教养，有社会责任感，更有一种为振兴民族工业的远大抱负和使命感。从“富二代”的整个群体来看，他们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如果有些“富二代”不能好好成长，走向社会的反面，由于他们口袋里有钱，加上特殊的身份，万一出了问题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

《新民周刊》:关于“富二代”教与养的问题讨论也很多，您认为哪些是天生的，而哪些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改进的？

茅理翔:可以说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管他们缺少了艰苦奋斗的思想，但是他们从小目睹了父母奋斗的历程。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不能说是天生的，我称为是后天基因，对这些孩子是有作用的。

“七成企业败在接班问题上”

《新民周刊》:袁岳评价“富二代”有三好，而普遍不愿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是不是现在“富二代”不愿接班的情况较多？

茅理翔:这种情况往往越是“80后”，越是想独立创业。这些孩子接触新鲜的和西方的东西比较多，思想比较创新，认为传统产业太辛苦，都希望搞创意产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独立创业，能闯出一条新的道路。但也有一些好高骛远，怕苦怕累，钱花了但始终混不出名堂。即使是比尔·盖茨到今天也还是需要奋斗，需要竞争的。

《新民周刊》:“富二代”的起点比普通人高，即使他们不是继承父母的企业，自己独立创业，是否也可以将其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接班？

茅理翔:你说得很对。我现在把交接班分为十种模式，独立创业型就是其中一种。尽管看似独立创业，但还是在父母的指导、资金的资助、甚至“老爸团队”中的一部分人的协助下成长发展的，这些都离不开上一代的社会资源。

《新民周刊》:您曾经公开提到创办家族企业接班人专修班是您的第三次创业，初衷是什么？

茅理翔:通过自己比较顺利的交接班以后，我开始在全国各地讲课，跑遍了30多个大学，20多个省市，将近讲了500堂课，接触了大量的企业家和大学生。后来发现，交接班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大难点和第一大热点。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就是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的95%都是家族企业。如果说，按照世界的规律有70%的企业在交接班时要淘汰，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才决定要第三次创业，重心在于培养第二代接班人。

《新民周刊》:在您看来，传承是一个坎，迈过这个坎之后，家族企业如何才能做到家业长青？

茅理翔:我常说家族企业要做成百年老店，家业才可以长青。要做成百年老店有几个关键: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企业基本目标是什么，首先要弄清楚。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紧跟社会的远大目标，企业就不可能家业长青。第二，要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制度。必须能够重用一大批的优秀人才，要考虑怎么样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怎么样把他们的潜能发挥出来。第三，要有企业文化。家族企业要把小家文化变成大家文化。不要只为自己家族的利益去谋福利，一定要为了大家的利益、员工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而去谋福利。第四，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量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加以吸收、利用和创新。第五，要树立一个品牌。一个让老百姓信任的品牌。■

庸人掌权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把“富二代”看作是普通人，普通人里边，庸人、平常人是大部分，庸人做了领导人，这是“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所在。

撰稿·贺莉丹(记者)

第一财经频道《头脑风暴》节目主持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过去的3年间，写了一系列关于“富二代”的文章，对中国这个群体保持关注。

《新民周刊》:你曾说过，看起来有作为的“富二代”是少数，而且太少了。现在，你这个看法有改变吗？

袁岳:没有改变。差不多3年以前，我第一次邀请“富二代”做节目。以我接触的总的状况来说，他们就跟普通人没有两样，普通人里面有作为的是少数，大部分没有作为、特普通，还有一些人不成气、不靠谱，吊儿郎当的。“富二代”也是一样，有的不错，有的不好。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仅仅就在于，他们做事情的条件比一般人好。

“富二代”的父辈都是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干出来的，真正经过自己干并且能干出来的，实际上都不是普通人了。而“富二代”里面大部分人是普通人，只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

我遇到的最典型的“富二代”就是，他老爸干的那个事儿他不感兴趣。比如，他们有的人自己去画画儿，做艺术家；有的人开个小公司，他愿意自己干，而不愿意捣腾他爸那点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比他爸有个性，想干自己的事儿，对他爸天天管着那工厂不感兴趣。我也碰到过败家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和普通人也差不多。

《新民周刊》:对于“富二代”这个群体，你个人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袁岳:对于“富二代”来说，可能他们跟普通人犯事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二代”应该要比平民的孩子要更注意一些，因为他们受到关注或者是容易被拿来说事儿的可能性，是比普通人大的。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的“富二代”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袁岳:“富二代”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面临一个家产传承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因为“富一代”从小对“富二代”的教养方式过于柔软化了，所以“富二代”在承受责任的意志方面和心理准备方面，柔软的部分多，坚强的部分不足。

《新民周刊》:目前“富二代”接班命题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富二代”接班，有哪些地方是具备“中国特色”的？

袁岳:首先，中国的“富二代”很多是独生子女。其次，中国家族企业的“接班”观念就是:做老板的同时还要管公司。西方家族企业也有这样的，但西方大部分的家族是，你拥有这个家族企业的产权或某些股权，你是他们的代表人，但你会聘一个职业经理人去管理这个家族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所以，某种程度上，西方这种家族企业的传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只是代表你们家族去参加“分红”，或者是在每年开董事会的时候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公司怎么运作，是职业经理人去制定方案。而中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家族企业是要求“富二代”要大部分地能够控制、管理得住这个企业，这实际上对这个“富二代”的要求是更高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只参与“分红”的人，他还要是一个真正能管事儿的人，但其实普通人里面有管理天赋的没几个，或许这个他本身干不了，却又真的要去参与管理，那么实际上他就是平庸的管理者。

《新民周刊》:这么说，“富一代”对于即将接班的“富二代”，期望是否太高了？

袁岳:这是正常的，你就这么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期望不高？普通家庭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也常常过高吗？

前提在于，你把“富二代”看作是普通人，普通人里边，庸人、平常人是大部分，但是，一般的平常人就是没有什么领导的机会，但如果你是“富二代”，虽然你只是平常人，但是会给你领导机会，问题就在于这个反差。如果你虽然普通，但只是代表你爸爸去“分红”，那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没什么领导力，而要去担任一个家族企业的领导人，这才会导致这个家族企业未来的发展受到最大威胁，庸人做了领导人，这是“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