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明哲保身？

医院一时的退让，让医闹们难免有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快感，但他们真就可以偷着乐了吗？

医闹的存在，让医院时时自危。医生在救治病人时所天然承担的风险，此时却显得那么沉重。这促使医生们在治病救人时更加谨慎、更加认真细致外，也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此一来，面对高风险的的治疗对象，医生们还能那么气定神闲吗？面对那些曾经闹医的人群，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内心又该充满怎样的纠结？

朱医生讲述，他们医院前年遇到一位农村产妇，生下一名有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几天后婴儿未能挺过危险期，“农村里一个村子里的人都很熟，家属回去一下叫来几十口人，在医院打的打砸的砸……”朱医生压低嗓音说，医生们都气得很，私下里说，“以后谁还敢接他们村的病人？”

朱医生们也许说的只是句气话，但河南郑州一名职业医闹张某，却真实地遭遇了医生因医闹不敢做手术的情况。眼看着自己老父亲被病痛折磨的痛苦，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以至于有着两年“闹龄”的他毅然退出了这个行业。

据人民网报道，2007年4月20日，张某父亲得了股骨头坏死，急需做手术。孝顺的张某陪父亲到省里一家知名医院，但医生建议他们转院。医生说，这项手术本来是他们医院的强项，但去年一名患者手术后死亡，患者家属找了医闹来“闹医”。虽然根本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医院赔了10多万元才了事，事后，医院处罚了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又受气又受罚，主刀医生不愿再做这样的手术，麻醉师则提前退休了。 一边是70多岁的老父亲整天喊痛，一边医生却因为害怕医闹不敢做手术，张某终于明白，医闹们的做法就像是到处挖坑，早晚有一天会把自己栽进去。

在福建南平事件的后续发展中，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后遗症”。由于医闹人群来自该市杨厝村，不久后，杨厝村一位12岁的小女孩到事发医院做脚部手术，医生直接说:“回去问问你们村里人都做了什么。你们村里人的病我们看不了，去省里看吧。”

尽管医生们这样做是消极抵抗，是软报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有几多无奈。

近年来，医患双方始终在这样一种信任缺失的状态里痛苦循环，而医闹使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医闹惯用造势手段:停尸医院，高举条幅，聚众哭闹。其吵吵嚷嚷的声势、哭哭啼啼的场面，已经是无言的广告。加之不断向路人散播医院治死人的“恶迹”，难免有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误导，给医院造成恶劣影响。

医闹行为的日嚣尘上，从最初的带有维权性质，到现在的不问青红皂白，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和谴责。诸如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的医生抗议医闹时，周围群众得知真相后，深表同情，自发给静坐的医生送水。

真相大白时公众的深明大义，与不明真相时的群体骚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否会为各地处理医闹事件提供一点启示？

软执法危及长远

医闹行为，掺杂着太多过分的利益诉求。不少医闹者目的就是以“闹”谋钱，一口咬定“赔钱就走人”，这已明显是在挑战法律界限了。但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行为上却举棋不定。

自去年以来，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地，发生了一些由小事情偶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影响之恶劣，令各地政府心有余悸。且当地政府受到的问责，更是令各级领导干部时时自危。

医闹事件中，患者方往往被归为弱势一方，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无论是“我们不懂医，鉴定了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还是“鉴定有个屁用，还不是医医相护”，都成为医闹者破坏社会秩序的借口。弱势一词，成为医闹者的护身符、法律的约束似乎也无能为力。

因此，一旦出现医闹行为，因害怕强硬手段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涉政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一般不敢采取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医闹者。为了顾全稳定的“大局”， 通常在“以人为本”的托辞下，建议医院以“人道救助”等名义给予闹事者一定补偿。

这样做保住了一时的“大局”，却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像福建南平处理621医闹事件，医闹凶则倒向医闹；医生抗议，又倒向医生。这不是法制政府应有的做法，政府威信大大受挫。何况，这不仅仅是南平一个地方的应对之策。

如是，医闹日益猖獗。从长远来看，经济赔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执法从软削弱法律尊严，医闹成风扰乱社会秩序……种种社会负面影响，像滚雪球一样积累，一遇导火索就大面积燃烧起来。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兆波指出，偏面强调向弱势群体倾斜是有局限性的，它可能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却被权力“放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折射了权与法之间的一种尴尬处境。

法律的引导力量

医闹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蔓延，很大程度上缘于对非法获利的追逐。依法打击医闹，不仅将斩断医闹们非法获利的妄想，而且相应的法律制裁，对非法医闹们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

长久以来，医闹群体仗着法难责众，越来越嚣张。从最初的十几数十人，到现在动辄上百人；从围堵医院破坏就医环境，到围攻医生实施人身伤害。殊不知，作为临时凑合的混乱组织，医闹群体实际上很盲目，也很脆弱。为着各自的金钱利益，他们聚在一起。大部分追随者只是像打工一样，出一天工挣一天钱而已。如果发现警方动了真格，不仅钱挣不到，还可能被拘留，没人会愿意干这“赔本生意”。

此外，对于领头闹事的患者家属，也需要表明立场。引导患者家属走合法渠道解决医疗纠纷，不仅是规范医患秩序的必须，同时也是对患者家属的一种保护。社会上不明身份的医闹者，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给患者方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

2007年7月22日，一孕妇在广东南海松岗医院分娩时，并发“急性羊水栓塞”，孕妇和婴儿死亡。事后，死者丈夫杨某带人连续3天围堵医院，要求医院赔款100万元。在院方没有答应的情况下，杨又联络100多人冲击医院。接到报案，南海公安分局出警拘捕170多人，其中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杨于是回到法律轨道上，起诉医院。但杨当初率领冲击医院的人，绝大多数是雇来的职业医闹。这些人既没拿到钱，还被警方拘留，因此三番五次向杨逼债。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因此，依法处理医闹，尤其要对职业医闹以及混迹其中的黑势力进行坚决打击。

中国政法大学刘鑫副教授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建立“医闹”黑名单，在一些事件中发现“职业医闹”并记录在案，为今后治理“医闹”事件、防止事件升级奠定基础。 (本文来源:廉政瞭望杂志 )

(廉政瞭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