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买稳定”思维的助推效应

有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06年全国各地的100件医疗纠纷中，几乎都存在患方向医方发起的暴力行为，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而医方的姿态多为回避、忍受，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

一内科住院部临床医生朱睿(化名)对记者说，在医患冲突出现的时候，院方只有责任向患者指明道路——患者家属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恰当的。至于患者家属要怎么做，院方是管不了的。如果闹得超过了法律、人情、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范围，那也应该由相关部门出面，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置。

但警方、甚至政府部门的出面，并不像医院希望的那样。在大多数医闹事件中，人们明显感到医院甚至警察、政府部门的无力。2009年6月，福建南平医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之所以闹到举国皆知的地步，与警察、政府部门一味忍让不无关系。

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

最后，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元，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这一事件的反向激励效应不言而喻。

朱睿说，他们医院遇到类似的医闹事件，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也是这种态度。“向卫生局报告后，卫生局反而总是向医院施压，让尽快赔款了事。”

政府部门在处理医闹事件上的顾虑，从南平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建喜的话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宋建喜说，“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

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2006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群体性事件就像悬在所有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事件时总会束手束脚，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医院利益，唯求尽快平息事态。如是，医闹事件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种种羁绊之下，医方节节退让，医闹们频频得手。这种逻辑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起而效仿医闹，而不是去走合法途径维权。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更是从中看到商机，挑拨医患矛盾，无理也要闹三分，牟取非法利益。

医闹，就像是一种社会病症，是社会机体问题的一种爆发、一种预警，如果不及时“医治”，恐怕会让病情不断加重。

盘根错节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走进周林所在的医院，一间休息室里挤了七八个医生，桌上放着更多的水杯，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倒班下来的医生轮流睡，有个男医生嚎着冲进来:“老子要累死了……”

“医生不是神仙”

关键词:专业知识与沟通难度

走进护士站，周林顺手拿起一本病历，边翻看边说，医生的工作本身要求不能出差错，现在医院更是要求严格，就连病历上都不能有一点涂改，“哪可能嘛！谁也不是神仙。”

医疗纠纷中，对医生的指责近乎苛刻，但是，有些病，医生是无力回天的。而且很多人不考虑，人体的复杂使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治疗情况也差异巨大，因此完美的治疗记录几乎找不到。

比如高风险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级别再高、技术再先进的医院，也避免不了手术死亡率。周林曾经从学术资料上看到，目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死亡率，较好的水平控制在2~5%，最好的也只能控制在3%以下。

在医学界，这种情况也许是正常的。但这哪怕是低于3%的概率，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身上，那都是100%的悲剧。而如果家属对此不予理解，一场医疗纠纷总是在所难免。

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的医疗纠纷，提高病人的知情权和配合度，很多时候就靠医生跟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

周林曾经遇到一位著名医生到他们医院上课。下午一点半的课，老医师迟到了，一上台连连抱歉。他迟到的原因却给在场的年轻医师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老医生刚从自己的医院接诊完病人赶来，连饭都还没吃。通常著名医师每半天接诊病人数是固定的，但因为老医师对每个病人都不厌其烦，务求详尽了解每一位病人的病症，尽量解答每一位病人的问题，所以每次坐诊完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周林感叹，现在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样啊！

但周林的同事小梅接口道，关键是医学上的东西很专业，很难讲清楚。我们大学5年，实习3年，才有资格当一名执业医生，但有些人一知半解的，还非跟你争论。对于没学医的人来说，有些问题不可能说得清楚。“我一向反感不懂医的人来了解这些事情。”

周林说，有时候的确如此。比如有人伤口大出血，但输血后还是死于失血性休克，这时候家属就不干了，“输了血的为什么还说病人死于失血性休克呢？”而实际上，失血性休克死亡可能由多种原因引发，而不一定是仅仅靠输血就能避免死亡。

与病人充分的沟通，有时候不仅仅是出于病人方面的需要，实际上，它也是医生的基本职业要求，对于医生作出正确的判断举足轻重。

哈佛大学血液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研究发现，大约80%的误诊是“掉进可预见的智力陷阱的结果”，只有20%是技术灾难引起的。而这种智力陷阱纠缠所有人。

信息不对称常常是令医闹者无明火起的原因之一；而难以沟通则为医闹危机埋下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