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何以横空出世

◎文-本刊记者 王巧捧

全国各地频繁上演的医闹事件，引起众多思考和讨论。这么多地方，在同一问题上，不约而同地发生类似的群体失范行为，又该是出于怎样深层次的原因？

医患信任丧失的火山隐忧

200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被国人赋予标本意义。74岁的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盐水曾经一天用了106瓶，再加上葡萄糖、血，约合200瓶瓶装水；胸腹水常规检查，在翁文辉去世后还出现了两次。事隔3年，重新回顾这一事件，其震撼效果丝毫不减。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是全国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承受力。

甚至连很多医院内部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揭发。来自医院内部的爆料，信息更触目惊心，也更有说服力:有的医院规定，开药、检查、收治病人等等都与医生收入挂钩，检查项目中可以提成。因此，大多数医生无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

药品回扣的存在，使得医院的零售价动辄比市场药店高出数倍。有些医院通过治理，公开了药品价目，但人们拿到手里的处方药费仍然居高不下——“聪明”的药厂给药品换个马甲，价格就可翻上好几番。而高价药充足的回扣空间，令其长兴不衰。

于是，能用普通药的用进口高级药，一两种药能治好的，开出了四五种药，甚至还会鼓动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手术……因此老百姓看一次常见普通病花个几百元上千元就成了寻常事。

在医疗保障体系还不能福泽全体人民的时候，医药暴利让一些有重症病人的低收入家庭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即使普通人偶尔就医，也对一次小病的药费咂舌不已。

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能数出自己或者身边人遇到的类似事件:

2008年，成都符先生的母亲患癌症进入该市某知名医院治疗，出院时，胡先生仔细查看了近两万元的医疗费用账单，发现有一千多元的药品是根本没有使用过的。医院在退款时表示，电脑是根据某种病情自动打印费用清单的。

小张肚子疼，来到附近的社区医院检查，医生简单询问后，开出了输液单，连续5天的葡萄糖，费用竟达500多元。

就医难、就医贵，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医疗腐败的最终埋单者。医疗腐败的存在，让人们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侵蚀了社会信任的基础。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不对医院、医生产生抗拒和防范吗？医患关系在种种医疗腐败的传播中愈加紧张。

诚然，中国公立医院原本应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政府财政补偿不足，医院不得不拿公益性的机构搞创收。当公益与效益这一对矛盾体相遇时，必然有一个受伤。

而医院、医生作为这一体制最具体的代表，体制压力下的直接操作者，刚好是人们看得到、够得着的现实对象，因此，一旦发生一点医疗纠纷，那就像积怨已久的火山口终于找到了火药引子……

渠道对比后的趋利选择

当然，医疗纠纷，本也有合法的解决之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给出了三种指导性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一种是直接诉诸法律；一种是通过医疗鉴定来判断责任。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越来越多地选择聚众闹医的极端办法。而最令人纠结的是，这往往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

衙门作风、效率低下，成为横亘在司法渠道上的障碍。在医疗纠纷诉讼中，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在漫长的程序中，耗费的时间、金钱，有时候是已经在治病中耗尽钱财的家庭所不能承受的。

大庆市直属机关电梯工陈桂芹在大庆油田总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时，因手术室中途停电半小时，导致陈桂芹成了准植物人。9年后，当时手术中的医生都出面作证，这起医疗事故情节明了，但6年过去了，医患双方在反复上诉中，仍没等来最终判决。

医疗纠纷中，像这么情节明了、有多名人证的情况实在太少。医疗纠纷中涉及到的问题，大多专业性很强，取证困难，诸如已经完成的手术难以对手术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估取证。审理中，大多数法官又没有医学方面的专业背景，很难就专业方面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凭据还是医疗事故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主要有卫生行政机关和各地医学会，有时候也会由不同医院之间相互交叉鉴定。无论哪种鉴定主体都难以让人信服。卫生行政机关与医院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为“老子”与“儿子”；医学会成员与医院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医院之间交叉鉴定，即使不念在同业关系，也会因风水轮流转，害怕万一哪一天鉴定方落到被签定方手上，而难以秉公行事。

不管这里有多少推理的因素，但普通百姓的不信任，加上有时候出不起鉴定事故的费用，直接导致这套方案被一些患者弃用。

医患之间的自行协商，如果事故明显成立，医院倒有可能放下架子，祈望息事宁人。但大多数时候，事故经认定尚且困难，在自行协调中，又怎能轻易协商得出个子丑寅卯。

记者采访的一位律师，曾接手过一件医疗事故维权案，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收集证据，目前取证困难，与医院对簿公堂的话，胜算的把握也不大，

而院方确实有一定过错，给病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律师想为病人申请调解。但医院相关负责人均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律师授意病人家属组织亲戚及

乡亲三四十人，到医院静坐，结果医院负责人迅速出面，并答应了患者家属的绝大多数合理要求。

这种巨大反差，真让人哭笑不得。对比下来，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哪种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普通百姓无钱无权无势，他们对哪种方式有效最敏感，而且现实。何况，闹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还有点出恶气的感觉。

专家称之为，“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