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被报社记者偷录了音。该报社的部门负责人告诉我，之所以不暴露身份进行采访，是因为“公安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采访，再者，其实我们使用材料的时候很小心了，公安人员说了什么我们就登什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这篇关于《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调查》的报道出台后，昆明警方迅速做出了反应，当事的派出所所长、刑侦中队长和4名当事民警暂停职务接受调查，联防队员则辞退了事。五华检察院介入了调查，可是，随之而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还是让公安部门的调查充满了压力。昆明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何立新对我说:“还是有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想借这事情为自己谋求名声和利益，蓄意挑大这件事情。”

他指的是蜂拥而来张家的一些网友。对于张安芬而言，她始终根本没分清楚谁是律师，谁是记者，谁是网友，她到现在还是笼统地认为，这些外来人都是来帮助她的，他们向她灌输了可以要求国家赔偿的观念，告诉她要多少钱都不算多。“他们都是好人。”张安芬这么告诉我。

王家桥绝不是一个安稳的所在，村里房子不时挂出招租的牌子，人们按照寻找到的活计，频频改变居住地点。这是个脏乱差的短暂居所，只有张安芬前前后后在这里住了多年，可是，“身边基本上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来和她说话的外来者，迅速成为她和刘仕华的心理支柱，所要求的赔偿涨价到了30万元。

那间破旧的屋子和主人们的照片不断出现在各个论坛上，全家人被外来者请吃饭的次数也多起来，每次吃完饭，张安芬和她的孩子们都会细心地把剩下的饭菜全部打包回家，意味着家里的下几顿菜钱可以省下来。

短暂的热闹没有改变她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也生活在社会人群边缘的事实——张安芬的母亲对我说，要是能回老家就好了，女儿家不会陷入这样的混乱之中。在母亲心目中，在王家桥生活的张和刘的家庭，是个随时随地会崩溃的脆弱玩意儿。

一次真正的高潮:陈艳被捕

随着这个给自己取名叫做“陈艳”的女孩子的被捕，戏剧性变化开始了，原来在众人心目中作为受难者的张安芬一家又成为了邪恶的化身。尤其是张安芬，在公安部门的阐述中，安排不是自己亲女儿的陈艳卖淫，在抓捕现场，让自己女儿和陈艳换衣服，以便逃脱惩罚，还伪造处女证明，妄图向公安机关索赔。

事实上，伪造处女证明的事情和陈艳毫无关系，张安芬反复说，“我知道她在外面玩，怎么敢于叫她去检查？我只是要证明我两个小女儿的清白罢了”。不过因为事件的复杂过程，一般人总误会张安芬是在为陈艳伪造证明。

我见到张安芬的时候，她已经取保候审放出来了，办案人员告诉她，之所以放她出来，是因为照顾到她还有4个孩子在外面需要照料。刘仕华和她都是有罪之人，罪名是容留陈艳卖淫，而公安机关有确凿证据。

站在自己家门口的臭水沟旁，这个当年带着3个月大的女儿一路逃到昆明谋生的女人已经没有昔日硬气了，而且思维混乱，说话前后矛盾。她在出狱的第一天告诉某媒体记者，陈艳是卖过淫，而且她为了贫困家庭，收了陈艳交给她的钱。但是在第二天她就否认了第一天的说法，说是以为该记者是公安人员，她害怕才那样说的，又说陈艳从没有卖过淫。

陈艳被送去了昆明郊外的少管所劳动教养，我第二次见到张安芬时，她刚去看望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回来。陈艳向她抱怨，里面生活不好，规定她们要读书，而她是个不喜欢读书的少女。

张安芬并没有在这个时刻放弃这个女儿，她给她带去了几件衣服和几斤本地产的小苹果，青而涩，是自己的母亲从老家背来的。

一家人从西双版纳到昆明的时候，3个女儿都在同一个学校的六年级学习，可是这个本来叫刘文毕的大女儿迅速拒绝了学校生活，她抱怨说自己学习跟不上，索性不做作业。因为做作业她也被留校，不做作业她也被留校，每晚都需要张安芬去把她找回来。加上她比班上所有的同学年纪都大，包括自己两个已经超龄的妹妹，所以她实在不想上学。陈艳退学后帮家里照管着早点摊，张安芬去挖土方，她还要带两个小弟妹，可是，虽然忙，比她在学校里要高兴多了，她是真的对学校生活没兴趣。

她从贵州老家出来，先是到了西双版纳，再到了昆明王家桥，这里是她见过的最繁华的所在，她开始上街游荡，和不同的男生女生交朋友。王家桥主街上那家由旧工厂宿舍改造成的KTV是她最常去的地方。并且给自己取了“陈艳”这个名字。

毕竟不是亲生母亲，张安芬说自己没有能力去管陈艳。“她喜欢在外面和那些人耍，那些人一看就不是下力的人，我劝也不听。她爸爸也劝，也打，可是还是没有用，她总说谎。”

陈艳迅速成为社会上的不良少女，张安芬还记得今年春节里的一天，她和刘仕华骑着自行车满街找陈艳的事情:“我们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看见她，因为她头天晚上说出去耍，就没回来。打她爸爸给她的那个烂手机也不接，终于在晚上看见了她在一个男的摩托车后座上，和我们撞见，一闪而过，怎么叫也不听。”

这晚上回家后，陈艳说这男人是在派出所工作的，是她男友。刘仕华还短暂地高兴了一下，不过迅速发现这不过是陈艳众多谎话中的一个，她总是不间断地撒谎，找家里要钱，有时候和不同的男男女女回家来，问这些人是谁，她只说是朋友。许多人都不知道名字。

张安芬说，后来是记者来采访的时候，在那记者追问的过程中，她才知道陈艳确实和一些男人睡觉，并且这些男人给过她钱和东西。“但是她真没有卖淫。”张安芬声嘶力竭地说，她和刘仕华还偷看过陈艳的钱包，里面只是一角一角攒成的五元钱，“要是卖淫，哪里会是这种样子”。

不过，她也知道陈艳不再是个清白的女孩子，所以当陈艳想出去住的时候，她说她很愿意，“怕她把妹妹带坏了”。陈艳短暂时间内单独在村里租过一间房住，这成为警方怀疑她卖淫的证据之一，但是张安芬说，是家里实在管不住她了。

在这段时间，陈艳似乎有了更可怕的经历。一次是张安芬的女儿刘娜哭喊着去工地找她，说陈艳姐姐被派出所抓了，要罚款1300元。张安芬拿了家里仅有的800元赶去，看见陈艳被一个便衣带着，站在家门口，鼻子下都是血，她说自己仅仅是和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在看电视，就被抓了。“我不敢争辩，就喊那人明天早上再来拿剩下500元。”这1300元罚款成了至今的悬案，张安芬不敢要收据，所以不能确认是谁在罚款。昆明市公安局则明确告诉我，不可能有这种罚款解决卖淫问题的简单程序，“肯定有登记，我们后来是靠几次登记检查到陈艳卖淫的”。

陈艳不是许兴华律师的委托对象，他看见过这孩子多次，觉得她不像个卖淫的女孩子，“最多是个不良少女”。那个女孩子和她的两个妹妹一样，简单、无知，穿着廉价的时尚服装，在简陋的街道上喜笑颜开，那是她们这种生活环境出来的女孩子的基本样式。

可是，她究竟是不是卖淫女却关系到这个家庭的未来:如果证据确凿，那么她的父亲刘仕华、母亲张安芬将被作为收容容留卖淫的罪犯被起诉，依照法律，这个罪名的最高处罚可以是死刑。

不过张安芬完全不知道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只知道刘仕华还在监狱里，他们攒钱回贵州山里盖房的梦想似乎永远也实现不了了，如果刘仕华真的被判刑了，她也做好了随时毁灭这个刚成立5年的小家的准备:“我就带着两个女儿回老家，把和刘生的两个小的送进福利院去，我就不信政府不管了。”

这个时候，她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恶劣的气息，她和刘仕华所生的最小的女儿刘琴还不会说话，当然也不懂她母亲在说什么，只是抱着母亲的腿大哭起来。■

(本文未成年人的名字全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