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是，尽管房间狭小，后来被警方指出是妓女的陈艳没被发现，因此也就没被带走。日后警方的解释是，陈艳和妹妹刘娜在父母操纵下换了衣服，又躲藏在大床上，就“逃脱了当晚被抓的命运”。这就成为事后大家反复强调的“换衣”故事。

刚满16岁的陈艳和两个最小的弟妹当时在大床上待着，陈艳茫然地等待着，不知道被抓的父母和妹妹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她一夜没睡觉，把两个小孩子哄睡后，开始熬了一锅稀饭。

张安芬和全家人被带到王家桥派出所分开讯问，反复问她孩子是不是在卖淫。“都还是小学生，卖什么淫啊？”张安芬说，从小跟着她的两个女儿从来没在外面过夜。我能保证她们的清白，可还是没有用，两个女儿被分别铐在不同的房间讯问。对于所有人来说，那个不眠之夜的所有事情历历在目:张安芬记得自己怎么被铐了一夜，怎么被一个陌生的女警察辱骂和打嘴巴，说“这样的人死一个少一个”；怎么熬到了天亮警察说抓错了，把她们放出来。

张安芬说，她就是忍不住这口气，两个还是小学生的女儿怎么可能去卖淫？加上老普受伤，自己和丈夫也有一些轻伤，所以想找警察去说理。18日就带全家去检查，尤其是两个女儿的身体检查，结果出她意料之外，自己的大女儿刘娜被检查出来不是处女，她当时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刘娜边哭边回忆，她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学骑自行车，有次摔破了，疼了一周多。

因为特别看重两个女儿的清白身份，“我想她们被误会当了妓女，以后怎么做人啊，连学校都不能再去上”。张安芬随即又安排了一次体检，叫小女儿刘婷代替女儿刘娜去做了体检，开具了两个女儿都是处女的报告。她一再声称，不是为欺骗警方而开具的证明。

这次替检和前次检查，都是在法医院进行的，事后也正是法医向警方陈述，两次来做检查的人是同一名字，却不是同一个人。结果证明，这次的检查是一次灾难，既成为张安芬欺骗警方的证据，就是日后名声大振的“假处女”事件；也因为此，警方加大了检查力度，成为事后找出陈艳的开端。

一个边缘家庭的城市生活

这是一个没有统一户口的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家庭，也难怪无论是警方还是媒体，开始都不能详细描绘出刘仕华和张安芬的家庭成员的情况。

张安芬和两个女儿的户口都在云南昭通，她只是逃出原来的家，到现在都没有和丈夫离婚，一直带着女儿到昆明各个工地打工，2005年认识了从贵州来昆明打工的刘仕华。之前不是没人想和张安芬一起过日子，但“他们都不能接受我的两个女儿，刘仕华人好，告诉我，他早年蹲过监狱，被抓的时候老婆和人走了，想找个实在的女人过日子。他喜欢我，说只要把两个姑娘盘大了，她们就会有活路，并且保证一定会让她们读书”。这成为张安芬接受刘仕华的主要原因。

这几天，因为刘仕华已被抓，张安芬的老母亲从昭通赶来照顾她，缠着头的老人对家里的灾难无计可施，她只是对我说，“刘仕华是好人，对张安芬的两个女儿和自己女儿一样好”。

刘仕华没有避讳告诉张安芬，他年轻时候因为偷过一匹马被判刑，出来后老婆和人跑了，只剩下一个女儿在老家和自己的父亲过日子，“陈艳是她到昆明后给自己起的名字，她原来叫刘文毕”。

两人一起过起了日子，不久又添了孩子，所以张安芬也把两个女儿送到了刘仕华的贵州老家，和刘文毕她们祖孙一起过，因为在那边上学费用低廉，比昆明便宜2/3。“他们家离毕节县城还有七八十公里，一路上全是山，房子没形，破的样子连我都吓了一跳。”张安芬家里也是穷人，可是，她母亲到毕节看她的时候，她还是没敢让母亲去参观她未来的家，“实在太破了”。

他俩的想法是，好好在城市里挣钱，等有了积蓄，回贵州山里老家盖幢大而好的房子，然后种地谋生。刘仕华总是对张安芬说，他会在大山里，给她和她的两个女儿安一个真正的家的。

刘家没有什么劳动力，地倒是很多，刘仕华的两个弟弟也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女儿刘文毕，和已经改姓的刘娜、刘婷三个很快玩耍在了一起，年纪相近的小姑娘们在贵州老家唯一的遗憾就是吃得不好，常年只吃玉米。不过只有半年时间，在爷爷去世后，小姑娘们一起被接了出来。

至今，刘婷对于“陈艳”姐姐毫无怨恨，“她是我姐姐嘛”，对于由她引起的这场家庭灾难，也平静地忍受着。

不过想有积蓄也难，刘仕华四处找最小的土方工程来做，一般是总价1万元的小工程，要先垫钱给工人，再领到钱，除去成本，每次也就一两千元的收入。为了少开支，张安芬也得下工地，家中始终没有超过5000元的积蓄，张安芬穷到生孩子的时候连医院都去不起。我问她孩子在哪里生的，她脸一红，很害羞地说，就在自己家里，是母亲从老家赶来帮忙接生的——这样的贫困还是让我震动。

她和刘仕华没觉得在家生孩子有什么危险，他们一直没法领结婚证，可是母亲在她生育的时候到来，就表示家族对这婚姻的认可。

她们没有什么有用的熟人，没有可以咨询的社会关系，发生了3月16日晚上的事情，夫妻俩只是抱头痛哭，“想今后两个女儿没办法做人了，结果后来想起来，当时在市场上捡到过一个律师散发的名片”。

许兴华律师是最早接触到刘仕华一家的外人，在他看来，还刘娜、刘婷清白的案子并不难，“她们确实是被误抓，刘家人受了伤，感到委屈是正常的，而且还连累了普恩富”。他带着刘家几次去昆明公安局五华分局协商索赔，“警方还是承认自己存在执法粗暴的情况的，也愿意赔偿医药费用误工费用等1万多元，可是双方在要不要付出名誉损失费上意见很不一样”。

许律师还记得有一次去协商的时候，几乎已经要谈成了，可是张安芬的一项给两个女儿重新找学校的要求对方没同意。公安局的人认为，上学是两个孩子自愿的事情，出事后两个女儿不愿上学责任不在他们，“那次谈判又不欢而散”。

陈艳的存在，张安芬所开具的假医学证明，这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许兴华并不知情。后者原因可想而知，而前者，张安芬的解释是:“索赔的事情和陈艳无关，所以我们就没和他提及这件事情。”

许律师也始终只是代表张安芬、刘仕华、刘娜和刘婷在和公安部门交涉。张安芬解释说为什么不接受警方提出1万多元的赔偿。“光是给普恩富治疗就用了几千元，我们剩不下什么了，而且当时还说我们打伤了联防队员，收了我们3000元钱。”这件事让她耿耿于怀，当天被放出来时候，一个联防队员说自己眼睛被她打伤了，要求赔偿，张安芬从弟弟那里借来了钱才算了事。

对于终年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一家人而言，究竟几万元才是合适数目，他们并没有一个准确的预期。

就在这时，当地媒体介入，使这件事情陡然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改变了进程。这使许兴华很意外，张安芬解释，她们觉得许律师争来争去不起作用。“刘仕华有一天看报纸，我不认字，平时都是他读报纸给我听，听到一个很小的事情，政府部门都出来赔礼道歉，我就想，我们受这么大委屈，咋还不找报社呢？”于是，她按照报社上提供的电话，找到了当地这家报纸。

报纸迅速派了记者，在下一次和公安局的谈判中，该记者冒充是刘的表亲，张安芬要求更多的赔款，主要是给两姐妹的精神损失费，她觉得“那是一辈子的事情，一人6万元不算多”，而公安部门则觉得这是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