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刘娜和妹妹刘婷（关海彤 摄）

——一个边缘家庭的城市史

许多人用“罗生门”来形容发生在昆明的小学生“卖淫案”，实际上，真实的生活，永远比我们能叙述出来的要复杂许多。记录这个家庭在这个城市边缘生活的历史，比起争论每一个细节都更有意义。

记者◎王恺 摄影◎关海彤

两次“假高潮”:“换衣”和“替检”

穿过昆明西郊杂乱无章的黄土坡地区，就是王家桥街道所在地，带有上世纪80年代典型特征的单位宿舍楼群旁边，是低矮的成片建筑群。当时显然也就是农民沿街小楼，而现在改造成简陋的KTV、粗糙的美容院和卖廉价日用品的小商店。

这片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在张安芬一家看来，却是生机勃勃的大城市的缩影，她们一家于去年再次回到昆明居住，还是选择了她十几年前第一次来昆明落脚时的王家桥。两个未满40岁的无业者，带着5个孩子，怀揣着在西双版纳挖土方赚下的3万块钱，他俩觉得，在王家桥这个熟悉的地方安身，可以找到更多的小土方工程，靠出力气，能完成在男主人刘仕华的老家盖房子的梦想。

张安芬第一次来昆明是12年前，当时的王家桥还是一片荒地，她印象中最深的就是烈日下的红土山坡。“山坡上都是刚开出来的地，我们在那里挖石头，搬沙，挣钱。”那年她还只有22岁，带着两个孩子，小的只有3个月，大的也只有1岁多。她告诉记者，“实在受不得老公的打，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她是云南昭通人，因为连生了两个女孩，老公总是打她。“一脚一脚地挝我。”她说。

两个女孩子是她的精神支柱，一直跟着她东奔西走，换过很多地方，所以耽误了正常升学。到现在一个13岁，一个14岁，还在读小学六年级。常年和母亲在外奔波，包括最近几个月的经历，使这对姐妹脸上多了些异样的漠然，见到她们的时候，缩在自家承包的街头厕所里狭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的收费小屋里的两人，半坐半躺着看电视。姐姐刘娜爱听歌，永不休止地追逐着电视上的那些粗俗华丽的演唱会，可没钱，花两元钱打的耳钉是最爱的装饰。

厕所要从早上6点看守到夜里零点，这是家里目前唯一的收入来源，两姐妹很遵守时间。枯燥的时间能带来财富，看守的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她们已经半年没有上学了。

就是她们俩，是昆明“小学生卖淫案”的女主角，今年3月16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对于刘娜、刘婷姐妹肯定是个不愿回忆的噩梦:刘娜新买的牛仔裤被踢破，她和妹妹都曾被反铐在地上跪了整个晚上，“反复追问我们那些问题”。

而对于张安芬和刘仕华这个半路组合成的家庭，3月16日晚上却彻底改变了未来。

她们的家是一幢崭新的农民房中的底层两间，距离王家桥主街道不远，可是要转过两个极其狭窄的泥泞小巷和小块臭水塘。3月16日晚上，张安芬说，全家人都在房间里坐着，这是一间虽然在尽力美化，可仍然寒酸、肮脏的房间，墙上挂着免费赠送明星广告画，大床边就是电视和DVD，这个家庭最值钱的财产。

铁门外，是寻踪而来的联防队员；铁门内，是正在看电视的一大家人，张安芬和刘仕华，刘仕华的大女儿陈艳和她刚带来的某个男友。张安芬解释说，陈艳经常把一些陌生的朋友往家带，“有时候也夜不归宿，打过好几次，但是都没用”。而面对这个陌生男人，“我也不能见面就赶”，家里人已经接受了陈艳“混社会”的事实。

当时屋里的人还包括她的女儿刘娜和刘婷，床上还躺着张和刘结合后生的两个小孩子，大的3岁，小的只有1岁多。1岁多的刘琴在西双版纳出生，在那里总是生病，说来奇怪，全家人搬到昆明后，她的病就好了，在这边还认了一个干爹——40多岁的也是挖土方的工人普恩富。普恩富和张安芬认识已经有七八年，是她们在这片居民区里为数极少的朋友之一，“他喜欢刘琴，刘琴也看见他就笑，所以就拜了干爹”。普恩富的妻子、孩子都不在身边，他经常来张家，寻找家庭之乐。

张安芬说，当时刘娜穿上姐姐陈艳一件新买的19块钱的白色裙子，想和妹妹刘婷出去吃烧烤，开门那一瞬间，她们的世界就此撕裂开来。一拥而进的联防队员们认定她俩就是刚才跟踪的妓女陈艳，把她们摁到地上。跟出门的张安芬见此情景，简直要发疯，她冲过去抓联防队员的衣领，可转瞬也被摁倒在地，看不见身后场面。没多久，普恩富被打倒在地上大声喘息，事后知道断了两根肋骨，而患有肺结核的丈夫刘仕华一向行动慢悠悠，现在也被拖了出来。她听到这些联防队员说，三男三女，正好。

这时才知道那个尚不知道姓名的男人、自己的丈夫和老普被当成3个嫖客，而母女3个则被当成了妓女，6个人被一路拖到主马路上，跪在街道上，等待真正的警察到来——联防队员没有带人走的权力。

我们第一次见到张安芬，她怕我们找不到她家，所以出来接我们，正好就在当时跪的地方，她神色惨淡地说，脸都丢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