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6555名“90后”的调查显示，61.1%的“90后”认为，出身背景、家庭财富、父母关系、学校好坏等因素对自己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同龄群无形中已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乡村皆如此，80后/90后对“起点不公”的愤懑将是未来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中国青年报就相关调查发表文章《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平等比生存更重要》:第一代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就知足了，而农二代民工眼里，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比工钱更重要，“他们不想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除了关心薪水，还关心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培训机会、社会保障等，比其父母辈有着更强烈的接受继续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愿望，务工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和“增长见识”。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身价值。在求职、工作过程中，他们敢于“挑肥拣瘦”，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权益的事，决不会像父辈一样选择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认为与当地人关系融洽的比其父辈少。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论“社会的断裂”时，引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比喻:现代社会运行正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中国同法国一样，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

农二代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衡量现代人指标特征，比如，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但不盲从，他们都具有；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只要城市接纳他们，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说新生代民工是中国社会最全球化的群体并非无根据，在国际新闻中经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甚至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更具国际化生存能力。最不全球化的是垄断行业，和城里不愿干活的懒虫。

农二代民工与其属于农村，不如说属于城市，他们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假如政策性地将他们“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那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的危机。城市政策制订假如忽视农二代的权益，将铸成大错。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尤其跨入全球化大门之后，就一直面临这三个问题。

答案在中国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是中国未来的答案。

进化论认为，新物种的诞生一是靠漫长演化，二是靠突变。五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突变和短期演化能催生新物种吗？显然不能。三代造就“城里人”之后，中国人“生命树”的根基仍深深扎在泥土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土的”，“城里人”只是变了种的“乡下人”。

我们向前苏联人学习工业化，向美国人学习市场经济，向法国人学习时尚。其实最应该学的是爱尔兰那样“诗人与农夫”的国度。

如今，苏联这个国家的概念都荡然无存了；美国没有历史，他们最好的市场制度与经验今天也需反省；法国时尚，他们工匠比中国工匠如何？法国人、意大利人的那些“玩艺儿”能与唐宋元明清的手艺相提并论吗？若说奢侈品，中国人做出的才是顶级奢侈品。若说时尚物件，出口西欧的景德镇瓷器是当时最大的时尚。

两千多年前，一帮中国农民研究出一套待人处世之道，后称国学。国学即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农民祖先则视为为人处世之道的法宝。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案例都是TCL、联想等的不成功或尚未成功类型。可早有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和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走出去”了，他们靠现代企业制度，但根基是传统农家的家族制。

爱尔兰开始在中国传媒上宣扬“创意立国”之道，但其根扎在“诗人与农夫”的土地上，那个诞生过诗人叶芝、小说家乔伊斯和歌手恩雅的土地。中国的乡村也曾是诗意的土地。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他反思说，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网上流浪诗《我们都是农民》唱道:“此时，青山与绿水在等待/百鸟与虫兽在等待，座座静立的老屋在等待/父老乡亲也在等待，等待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都是农民”。

希望这不是乌托邦愿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一靠开放二靠乡村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那是我们来的地方。城市的繁荣绝不能以乡村的凋弊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