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豫东农村的三代图谱

谁说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泽东在1973年会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曾建议送一千万名中国妇女给美国，“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这一段被写进了《尼克松回忆录》。毛给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总结。

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去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广州电视台主持人陈扬动情地说:“农民工，民工，打工仔，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怎么称呼，现在要说一声，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辛苦你们了！”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其实，广州人民哪里知道，农民工走了，不再回头。东莞排起了退保的长龙。一项旨在偏向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绝？因为工厂朝不保夕，他们不知未来在哪里。

当前，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成为一种口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解决农民出路提倡大办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日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风头正盛的还有农民老板禹作敏。无论成败，鲁与禹都是英雄。

“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以及户籍管理限制，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

正当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

中国2.26亿农民工，乡镇企业解决了0.8亿。尚有同等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出来。这三四亿人如果都去美国、去欧洲，势必就成了西方人胆寒的“黄祸”。办法只有一个，自行解决。

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诚意。民工迟早要进城，进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他们是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长三角优于珠三角之处就在于农民工培训。当下经济萧条，最应花的钱应该是民工培训，也算是一种感恩与补偿。4万亿之中，没有民工的培训费的救市方案，只会是城里人的分肥方案。

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又发“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论，以为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任大炮”总能道出权力精英的心底话。各级市政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虽明面不提，却暗地实施。问题是阻止农民进城就能造就“高素质”城里人吗？相反，垄断只会导致低能。

沿海省市“腾笼换鸟”的做法，留下精英，去掉“糟粕”也并非新鲜事。安徽保姆被需求时，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小保姆就成为《我爱我家》这类都市剧嘲讽的对象。北京人管外地进城找财路的叫“老遢儿”，可北京人吃的喝的用的都由“老遢儿”提供——为特供京城用水，周边河南河北山西各省多年来以不定期停水度日。

30万民工子弟就读，成了北京人的新难题。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令民工进城的目的倒置:过去是因打工而找门路让子弟上学，现在是为子弟进京上学而打工。如果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民工子弟可在京考学，那将是对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最大考验，届时，道德困境和竞争压力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户籍制于人道原则、于生产力原则都不符。人道上，城乡两个世界的纠葛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全过程，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成功。生产力上，打破城乡二元将极大提升生产积极性，激发中国农民巨大潜能。我们不妨请经济学家算一算，这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农民是个什么民？城管是个什么管？

城管何其威，小贩何其衰

城市应该光鲜整洁，还是应该“乱七八糟”？权力意志喜欢前一种，哪怕是现代都市的幻觉；文化人喜欢后一种，因为那是城市魅力所在。

在权力意志规划下，城市最好都像北京国贸周边一带，光闪闪、亮堂堂透着现代感，高傲而冷酷。这里绝不允许农民摆卖煎饼果子、贩光碟、支瓜摊，可这些都是城市生动的细胞。没有生动细胞，就像如今的中关村，冷酷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