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越来越“好看”，可越来越不好玩了。这是台湾人的评价。

相信城里人都见过城管“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管是权力意志的代表，“小鸡”是下岗者和农民。城管制度当初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容，管制流动摊贩，但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城管与摊贩之间以暴易暴、酿成人命的悲剧屡见不鲜。

更残酷的场景出现在派出所收容“盲流”人员。广州“孙志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假以“打造国际大都市”这般光辉之名，诸多恶行顺理成章。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大义凛然地站在校门口拒绝蒋介石的军警入校。台大校门附近的空地上违章搭建了一排木制房屋，一群卖豆浆、钟表的小商贩在这里营业，有人主张拆除这些建筑时，傅校长倒认为这些人靠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没必要为难人家。

中国城市管理人员，某些权力意志者，最缺傅先生的胸怀与雅量。人都得不到尊重，城市光鲜又有何用？

农民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断不会忍辱进城讨生活。2000年，湖北省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假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农民们惟有进城讨生活。

在中国特有的二元世界中，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下签。生为农民，你就得被人管、被人赶、被人骂，像老鼠一样四下流窜。

社科院陆学艺课题组“中国十大阶层”研究表明，老九农业劳动者家庭年收入6780.01元，垫底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为10577.69元（2001年），再不济的城市家庭收入都高于普通农民。

去年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胡最后不得不关机。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最能忍耐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农民之所以安分守己，是因为他们还有“奔头”。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卑微的“奔头”掐灭，否则城里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乡村何以衰败？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抽走了乡村精英

城市不好进，乡村也不好呆。如今的农村已非昔日田园牧歌。

打工者出走的乡村已是一幅破败景象。“3861部队”，除了妇女儿童，剩下就是老人了。土地勉强在种，只能维持生计。农业只是一碗饭，工业才是一桌菜。但乡镇工业已没了当初红火的景象。现代工业留给乡企的空间有限，它们只能干城里漏下来的活儿。

乡土文学里，“随便到田里搞一下就是一顿菜了”。今非昔比，化肥、农药滥用，导致鱼虾绝迹。顺便提一下，城里人喜食的田鸡是速成饲料催肥，乡村已无青蛙这个物种。村口的大树已被伐去盖房，村委会形同虚设，职能只剩下卖地和修路。乡土的衰败，令文人骚客备感失望。故乡沦为某种文化符号。

文人骚客的乡村画卷是乡绅的世界。如今乡绅阶层缺失，所谓渔樵耕读，“耕可以养生，读可以明道”只是古书上的记载了。

广东大埔，这个养育出政治家李光耀、企业家曾宪梓的客家地，民国时出过四位省主席，20世纪百来名将军，可谓人杰地灵，可贫穷依旧。究其原因，是人才外流。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则抽走了乡村精英。这种人才的“抽水机效应”表现为层层抽取，村里的能人到乡，乡里的能人到县，县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直奔京沪穗——这直接推高了京沪的房价。

陕北素以美女闻名，如今哪来的“米脂婆姨”，当地干部叹“孔雀东南飞”现象，“连麻雀都东南飞喽”。美女都飞到京沪穗和深圳了，最不济的也去了东莞。

乡村青年才俊经当兵与考学外流。他们是乡村精华中的精华。此外就数出外打工者了，他们以汇款的方式回馈家乡，但有些事是汇款解决不了的，比如参政议政。

农民在人种上与城里人并无差别。所谓农村人口素质低，除了精英离乡之外，主要是当地教育资源奇缺。“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这个经济发达省份乡村代课教师月薪平均不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普九的梦想从未照进乡村的现实。农民只求国民待遇的愿望长年实现不了。

2005年，中国结束了长达三四千年的农业税政策。只是农业仍然无利可图，因为无形成本并未减少。自古“皇权不下乡”，但税负仍能层层加码，致使乡村凋弊，此所谓黄宗羲定律。今天一些地方所谓乡村自治，也是“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层层盘剥农民。不少乡村恶势力横行，不是乡绅治村，是恶人治村。

眼下的现实是，二亿出外打工的民工都是农民中的精华。这些精华被城市使用后抛弃。回乡，他们已找不回自己的位置，打工，赶上经济危机、城市淘汰。他们沦为多余的人。

新生代农民还会那么听话吗？

农一代与农二代:父亲是父亲，我们是我们

老一代民工即“农一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城市别指望这样对待“农二代”，那些与你我同样有现代意识的80后农民工。“农二代”，才是未来中国农业剩余人口最大的危机。

一位工厂老板笑谈，新生代民工也追电视剧，也参加PK选秀，对自己的权利特别看重，头脑灵活不好管。农二代“放下书包进工厂/工地”，根本不懂种地，对城市街道胡同的熟悉胜于乡野田畴。乡村没有位置，他们想当然以为自己的未来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