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

随着中国崛起，中西方摩擦日益增多，西方世界正试图从文化层面寻找应对之道。客观地看，双方在进入文化层面探索的时候，囿于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思维定式遗留的认知误区。这样的解读停留在对表面现象支离破碎的描述；在此基础上制订的对华策略，必然流于肤浅，甚至会引起更多误解和猜疑。

对中国来说，西方世界的不完整乃至错误解读，提供了一个反思自己与西方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契机。这里的中西政治和文化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出现的中西政治关系、民间心理和文化视角的冲击；二是在上述关系大调整框架下正在发生的中国对西方认知方式和心态的微妙变化。对于后者，就现阶段而言，影响中国心态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协商文化为主要特征，一定程度上含有“面子文化”的因素。但“面子文化”并非协商文化的全部含义。与西方的法治文化相比，协商文化更多强调人情与协商过程的和谐，但并不必然是人情与和谐高于核心利益。

二是转型期因素。与改革开放早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官方和民间已不再仰视西方，相反时常会在不经意间俯视乃至蔑视西方；然而由于各种转型尚未完成，在俯视和蔑视的背后，依然有着对西方的认同。因此，在俯视的背后，依然是一种心理深层的仰视。中西双方的真正心理平视，将有待东西方文化秩序调适的持续推进。

三是现实政治因素。执政党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坚持，与绝大多数民众因历史悲情而催生的民族情怀一拍即合。一如西方，今天中国执政党在对外关系上同样面临民意压力。准确地描绘和解读这一现实，是西方面临的挑战；而如何准确把握自身的心理变化，更为自信和自如地进入中西方文化大调整的进程，则是中国官方和民间所面临的挑战。

（作者系凤凰卫视评论员，本文摘自香港《文汇报》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