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时报专访■本报记者 张剑荆 李雨谦

危机有时也是一种恩赐。在金融问题上就是这样。本来，金融啊，货币啊，只是少数专家才掌握的学问。可是，金融危机来了，于是，几乎转眼间，以“货币”、“金融”为名的书籍便迅速增多，这门幽闭云端的高深学问便进入民间，一时间，出现了满街皆谈货币的盛况。

对于这种现象，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自然感到高兴。他说，那么多的人了解金融知识，不是坏事。但是，对于坊间流行的金融阴谋论，陈志武则高兴不起来，他说，“阴谋论”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很过瘾，但其实它就是一种迷信。因为，它没有从技术、从操作方面解释为什么大的金融财团、金融家族有本事在一夜之间调动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而只是说金融家们做的事情就是在背后搞阴谋，然后利用他们的阴谋主宰一些国家的政治，主宰这些国家的走向，甚至挟持统治者发动战争，以实现他们的阴谋。“这听起来像武侠小说一样。”陈志武说。

8月16日上午，在北京奥运村北辰洲际酒店的大堂里，本报记者采访了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这位在金融领域已经卓然有成的耶鲁终身教授来自湖南乡间，最近几年，经常回国讲学，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因为有了金融学家的视角，而使看似平常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获得了新的意味。

金融阴谋论是一种迷信思维

中国经济时报:陈教授，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你知道的，中国出现了金融热。而且“金融阴谋论”颇为流行。你是金融教授，刚出版了《金融的逻辑》，虽然也常回国，但毕竟是在美国任教，所以大家希望多听听你的看法。

陈志武:金融热是好事。但是“金融阴谋论”在很广泛的范围内受到追捧，是一个理性社会、强调逻辑思维的社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虽然这个现象让人很失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这说明五四运动推崇的“赛先生”，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科学精神历来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强调“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是当时所推崇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论，这是因为五四先贤知道过去的中国社会缺乏科学的精神，所以必须要提倡。

在中国，历来就存在着靠迷信来看待事情的倾向，在中国文化中，在文学作品中，围绕那些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又影响人们生活的各种现象，人们提出各种各样没有经过验证、也没有经过实证数据推敲的理论，用牛鬼蛇神解释很多事情。

中国经济时报:从你的文章里，我感觉到了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

陈志武: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干劲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对我影响很大。

1977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对国家的前程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充满了担忧。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正是对社会的责任感、要改变社会的理想，使我放弃了工程学，促成了我专业的转变和转型。很多的时候，我都是以那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为参照系来展开思考的。我没有忘记那时形成的观念。

中国经济时报:你与杨小凯都是湖南人。你们都是从湖南走出去的知名经济学家。你熟悉他吗？

陈志武:不是很熟悉。

我们中国人现在应该尽量回避湖南人那种革命的情怀，现在应该强调商业伦理，向浙江人学习。浙江的商业信用是最好的，守规则，讲信用，遵守契约。如果不讲信用，这个社会怎么才能合作呢？

金融对中低收入家庭贡献很大

中国经济时报:金融问题有较高的门槛，似乎总是精英们的事情，与小老百姓关系不大。

陈志武:我们确实需要补金融这门课。金融对社会更广大的影响、贡献到底是什么？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以前很少谈的问题。实际上，金融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在中国，谈到要不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时候，一般人本能的反应就是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就是要那些有钱的金融家、金融企业赚钱变得更为困难，但实际上，加强金融监管对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损害更大。可以举出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中低收入家庭要改变生活环境、改变他们子女的教育，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像钢琴、汽车、小提琴之类的东西，对有钱的家庭不成问题，但对中低收入家庭就有困难。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像最近几天银监会推出的在五个大城市进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就是非常好的一步，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长期间，可以与有钱人家的子女看齐。金融在缩小这种差距方面起到很大的帮助。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德克萨斯州一位很有名的参议员一直强烈反对取消高利贷公司，他为什么这样呢？原来他母亲有12个孩子，那时很穷，父亲去世早，他的母亲就是依靠这类公司贷款使他们一家住上了房子，供孩子上学，如果当时这类公司被监管掉了，他的母亲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强化监管，对社会底层的人的打击反而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