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哈兰·山德士 (1890—1980)

美国人，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1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肯德基位列中国消费者公认的十个国际著名品牌的榜首。

肯德基炸鸡在北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肯德基炸鸡吃什么？”如今我们很可能会把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归于垃圾食品，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肯德基炸鸡进入中国时，它带来的几乎是一场饮食文化的革命。宽敞明亮的店堂，干干净净的桌椅，还有色香味统一的炸鸡、面包、土豆泥，以及孩子们喜爱的小玩具，都让我们这个以吃著称的饮食王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快餐食品及其饮料的进入，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品牌，什么叫品牌的价值。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美式快餐首先是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的一代取得突破的，而这代人又被称为“小皇帝”。当伴随着肯德基炸鸡、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而成长起来的“小皇帝们”开始成为这个社会最活跃的力量时，那会意味着怎样一种变化呢？ （丁 刚）

34 赫鲁晓夫 (1894—1971)

苏联领导人。1953年9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现象。

赫鲁晓夫让我们把共产主义与“土豆烧牛肉”联系在了一起。中苏关系的破裂与大论战使赫鲁晓夫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报刊上，“赫鲁晓夫”是出现最多的外国人名之一，但很多时候，这个名字不是指赫鲁晓夫本人，而是指某一类革命对象。比如，“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赫鲁晓夫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的墓碑就是用黑白两色大理石拼成的。他在苏联历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的一页是在苏共二十大上，他以秘密报告的方式，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错误，并毫不留情地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从而宣告了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可对于世界来说，这个名字更多的还是会让人们想起他在联合国脱下皮鞋，敲打桌子的那一幕，还有20世纪60年代他参与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那一次，着实让美国人为核末日的来临而惊心动魄了一回。 （丁 刚）

35 松下幸之助(1894—1989)

世界著名电器公司松下集团创始人，日本商业精神的奠基者，闻名世界的“经营之神”。

松下幸之助可能是最早在中国社会引起关注的日本企业家。而关注的缘起，就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松下电器——无处不在的“National”和“Panasonic”。1978年邓小平出访日本，参观了两家日企，一家是日产汽车，另一家就是松下电器。据说，74岁的邓小平与83岁的松下幸之助谈得十分投机。其后的两年间，老松下先后两次访华，松下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陆续展开。他本人的商业理念、用人之道在80年代的中国成为学习企业经营的范本。总结松下幸之助的一生，可用16个字来概括:脚踏实地，坚韧不拔，锐意改革，积极向上。笔者希望并且坚信，中国也能够诞生松下这样的杰出企业家。 (林治波)

36 哈默 (1898—1990)

美国人，素有“红色资本家”之称，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会见了哈默，邀请他访华并参与中国的经济开发。

这个人身上具有的历史感和传奇色彩，是一般西方企业家所无法比拟的。在其人生的两极——青年和老年，他分别直接参与了苏联、中国这两个“红色国家”的经济建设，遂有“红色资本家”之称。年轻的他，第一个到苏联创办工厂，受到列宁接见，把对苏联的经济封锁撕开了一个缺口；老年的他，应邓小平直接邀请访问中国，随后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他代表西方石油公司，签订协议与中国联合开发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矿，曾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当他乘专机飞往平朔，与邓小平一起出席煤矿的开工剪彩仪式时，他的创业精神被历史烘托得无比耀眼。在这种场景里，他简直就像一个英雄，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尽管这一壮观的破冰之举因哈默去世而没有延续下去，但对于他，瞬间的灿烂，足矣！ （李 辉）

37 裕仁天皇 (1901—1989)

日本人，1926年至1989年在位，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日本天皇虽然处在等级社会的顶端，但天皇从一开始就是礼仪性、象征性的职位。但裕仁就位以后，在近臣的帮助下却逐渐掌握了政治主导权。近年来，一些新发现的史料表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裕仁部分地参与了决策，对这场战争无疑负有重要责任。裕仁还鼓励军国主义言论，压制民主主义思潮。但从新近披露的原宫内厅长官富田笔记来看，裕仁反对将甲级战犯合祭到靖国神社，并因这一想法未能实现而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这总算是正确的态度。相比之下，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右翼分子，实在连裕仁也不如。无论对裕仁本人如何评价，作为战争时期在位的天皇，他的名字是无法同这场侵略战争割裂开来的。(林治波)

38 李德 (1901—1974)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

李德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是谁派来的，至今是一笔糊涂账，然而当时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共领导人博古却把军事指挥权稀里糊涂地交给了他。李德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不珍惜中国工农红军在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而只凭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从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导致红军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红军指战员惨烈牺牲，使中国革命遭遇重大危机，直接令中国革命走向了另一条漫漫长路。李德是少有的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之一。长征中，因毛泽东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发生分歧，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持枪威胁毛泽东，被李德制止。彭德怀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但是，李德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沉痛教训，需要人们牢牢记住。(林治波)

39 阿尔希波夫 (1907—1998)

苏联人，曾任苏联冶金部副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1950年至1958年率苏联专家组到中国工作，并任我政务院（后改国务院）经济总顾问。

在上世纪50年代生活过的中国人，或许还能记得这样的民谣:“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张火车票，坐到莫斯科。”这里的老大哥就是指苏联专家。当时他们级别最低的，工资也有180多元，比高干的最低一级13级还要多30元。当然，苏联专家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谈到苏联专家，当然要提到阿尔希波夫，他是专家组的“总领队”。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共有156项，全都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到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对华援助合同撤走专家时，这些项目差不多已经完成了130多项，这还不算由苏联援助和专家指导的其他一些基本建设的项目。可以说，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