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权 复旦大学教授

4月8日，美、俄两国领导人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新的削减核武器协议，取代已经到期的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两国把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分别削减到1550枚，被部署的战略运载手段也有相应减少。如果单纯从数量上进行分析，这自然是一个削减力度颇大的条约，因为截止到2009年美俄拥有的被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仍然分别高达2500枚左右。

要注意的是，这一条约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两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已形成的相互确保毁灭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并没有触动它们分别拥有的确保对方毁灭的战略报复能力。这种状况和国际社会的通过去核（完全消除核武器）走向无核（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普遍期待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严格地说存在本质的不同。尽管如此，可以预料，这一美俄协议的签署，将使实现无核世界的主张在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对各国政府的政策产生新的推动作用。

去核和无核是中国的一贯主张。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中国关于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美国以及其他核国家的认真考虑。它们或者将这些说成是中国的“宣传”和 “策略”而不屑一顾，或者指责中国的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听之任之。

确实，通过去核实现无核，可以有效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加强国际安全。

一方面，这是因为只有一个无核世界才能真正摆脱核战争的威胁。核武器的存在，特别是一些有核国家推行的低门槛的核威慑政策，不仅极大增加了战争——一旦使用了核武器——后果的严重性，而且显著导致了军备竞争的加剧和国际关系的紧张。按照这一政策，它们不是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即不仅用核武器来慑止对手的核攻击，还试图用它来慑止对手的常规攻击、核扩散甚至其他的挑战。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使世界被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中。无核武器世界的实现，就能够使国际社会超越这样一种建立在恐怖平衡基础上的和平， 促进真正的安全。

另一方面，去核和无核可以彻底消除核扩散的风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生效近四十年，但是少数国家至今不肯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造成了地区紧张和地区动荡。而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欲望。与此同时，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和其他非行为体也谋求获得核装置。这些都显示了防扩散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表明它需要新的、更加有力的推动。通过去核走向无核的努力无疑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它既可以铲除导致了核扩散的适宜土壤——紧张的国际关系和核军备竞争，又能够消除刺激了核扩散的辩解——核不扩散条约的歧视性。

在强调通过去核实现无核对于国际安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该看到，这并不会削弱现在的那些有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其中道理很简单，由于核武器的特殊毁灭能力，它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不可首先使用的武器，其真正的合理功能只有一个:慑止敌对国家可能首先发起的核攻击， 即阻止任何国家利用核武器首先对自己的国家发起核攻击。如果最终全面彻底销毁了核武器，那么任何一个国家也就不必担心遭受来自他国的核攻击的危险，原来指望利用核威慑加强国家安全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当然，通过去核走向无核世界的目标依然面临着一些人士的指责和怀疑。他们或者公开地反对去核和无核，或者隐蔽地为去核和无核设置各种障碍。例如，有人断言，去核和无核只能是在发明一种新的“战略武器”之后；有人提出，实现无核世界的必要前提是建立类似欧盟那样的世界政府；有人声称，有核武器国家的去核会使某些国家的核扩散计划变得更加危险；有人强调，销毁现存的核武器是一件过于复杂和艰巨的工作。 一言以蔽之，在他们看来，去核和无核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十分美好的幻想，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骑士作风。

但是，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反对、怀疑以及许多具体困难，只要各国能够在去核和无核的问题上真正看到共同利益，并且决心通过国际合作去追求这些利益，无核世界就不是一个幻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国际关系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国际社会已经就全面禁止同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达成了协议，而这些原来也是被许多人视为无法完成的任务。又如，直到美苏冷战后期，很少有人相信美苏能够在一二十年的时间中将它们拥有的核武器减少一半甚至更多，然而它们不仅做到了，而且步伐迈得更大。再如，在1969年以前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会在短短几年中解冻，三年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却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亲切握手和交谈。因此，可以相信，通过去核实现无核这一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情也是可以做到的。

总之，通过去核走向无核世界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它不仅可以加强普遍的国际安全，而且不会损害各国的国家安全。尽管面临着各种障碍，只要各国认识到共同利益并愿意为此而一起努力，这一目标就完全可能得到实现。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