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政治的象征：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暴政时期的断头台
文/郭建
象征革命的断头台
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有一大段描写断头台的文字:
这是由四根木桩搭成的一个台子。在台子的一端，直直地竖着两根高高的柱子，顶端由一根横梁相连。两根柱子中间悬着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它在清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发黑。台子的另一端有一个梯子。在柱子中间三角物的下方有一个像壁板的东西，它是由两块活动木板组成，拼在一起时就形成一个人颈粗细的圆洞。壁板的上半部可以在槽沟里滑动，或上升或下降。拼合成颈圈的这两个新月形木板现在是分开的。在悬着三角物的那两根柱子底端有一块可以摆动的木板，看上去像摇板。木板旁有一个长筐，在它前面，在台子的另一端，在两根柱子中间，有一个方筐。它漆成红色。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木制的，只有三角物是铁的。人们可以感到它是由人制造的，因为它那么丑陋、平庸、渺小，但它体积庞大，大概是精灵搬来的吧。
这个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就是断头台。
谁都知道，断头台是处死刑的刑具。可是雨果在这本充满哲理的小说里，将这个机械化的刑具提升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并加以拟人化，让它与图尔格高原上的贵族的城堡进行了一场对话:
图尔格凝聚了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中世纪、诸侯、采地、封建；断头台凝聚了一年，即九三年，而这一年在与一千五百年抗衡。
图尔格代表君主制，断头台代表革命。
这是悲剧性的对抗。
一方是欠债，另一方是到期索债。一方是错综复杂的哥特式结构、农奴、领主、奴隶、主人、庶民、贵族、化为千种惯例的多种法典、结盟的法官与教士、条条束缚、赋税、盐税、人头税、领主的永久管业权、抗辩、特权、偏见、狂热、王室的破产特权、权杖、王位、旨意、神权；另一方则是这个简单的东西——铡刀。
一方是结扣，另一方是斧子。
长期以来，图尔格独自处于荒漠之中。从它的突堞下曾经流出滚烫的油、燃烧的松脂和熔化的铅；它有尸骨成堆的地牢和车轮刑的刑室；它充满了闻所未闻的悲剧。它那阴森的面孔曾经俯瞰这片森林；在这片阴暗中它曾有过野蛮而安静的一千五百年。它曾是本地唯一的权威、尊严和恐惧。它统治过，它象征着大权独揽的野蛮，然而，突然之间，它看见在它对面竖起了一个与它作对的东西，不，不仅仅是东西，是一个与它同样可怕的人，断头台。
它的确是从地下长出来的。
这片不幸的土地孕育了这株不祥的树。这片土地吮吸了大量的汗水、眼泪和鲜血，它上面有这么多坑穴、坟墓、洞穴和陷阱；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的受害者的尸体在这里腐烂。它的下面是藏匿累累罪行——可怕的种子——的深渊。时辰一到，从这片深深的土地中就走出了这个陌生人，这个复仇者，这个带利剑的野蛮机器，于是九三年对旧世界说:
“我来了。”
于是，断头台便理直气壮地对城堡说:
“我是你的女儿。”
雨果在《九三年》这段描写中揭示的是以暴易暴革命恐怖运动的起因，将断头台浓缩为新的极端暴力象征。
刑罚改革的成果
断头台原来却是一场刑罚人道化改革的结果。
法国原来的死刑种类非常复杂，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罪名有不同的死刑执行方式。比如同样是故意杀人罪判处斩首刑，对贵族就要用宽刃剑来执行，对平民就是用斧子。针对强盗、盗窃、诈骗钱财之类罪名的死刑，平民只能上绞架，贵族依然可以“享受”斩首。而对于“叛教”或者传播异教、巫术罪名，则要适用把人活活烧死的火刑。对于谋害国王的谋反大逆罪，要以“四马分尸”、骨扬灰。另外还有针对特别罪名的剥皮、“车轮刑”、坠崖、烹等酷刑。
法国大革命时代，平民强烈要求“死刑唯一”，废除身份等级的死刑执行方式，统一执行斩首。就在攻克巴士底狱后两个多月，1789年10月9日，作为著名医生当选为全新的制宪会议议员的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向制宪会议建议“死刑平等”，并且应该使用一种能够快速砍下人头的机器来执行，防止因为刽子手劳累以及心理负担而导致的一刀砍不下罪人脑袋的“残酷”后果。这项提案在一年半以后的1791年5月30日成为正式法律，议会并责成由巴黎“世袭”刽子手亨利·夏尔·桑松来设计与制造这个执行死刑的机器。
当然以机器来执行死刑的想法和设施并不是法国医生与国民公会的独创。传说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有利用垂直下坠的沉重斧头来砍掉罪人脑袋的装置，而且就是这个装置杀害了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马太。据说后来波斯人也曾有类似的装置。
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砍头机器，出现在英格兰的哈利法克斯，那里有一个以两根柱子之间下坠的沉重铡刀片来砍掉罪人脑袋的装置。1286年到1650年，这样的装置一直在执行死刑。而一位旅行者在1307年也曾记录爱尔兰有类似的“断头刀”。1566年，苏格兰爱丁堡伯爵仿照哈利法克斯装置，也建造了一样的断头机，很快就被称为“苏格兰少女”。1632年，这种装置已经传到了法国，法国城市图卢兹仿造了断头台，并将受刑姿势从跪姿改为平躺，使受刑者的颈椎骨不至于妨碍铡刀片的运动。
桑松与自己一位善于制琴、画图的朋友托帕斯·施密特吸取了已有的断头装置的技术，并作了一些改动:两根4米多高木头的立柱上安置铜滑槽，减少铡刀片下坠的阻力；设计安装可以固定受刑者脖子的有上下对合的圆孔的卡具；使用一个可以转动90度的木板，将罪人站立捆绑固定后再翻转为受刑的水平位置。1792年3月完成设计，提交给法国科学院论证。科学院的路易医生又建议在铡刀片上安装可拆卸的重锤(后来一般重锤的标准为33公斤，铡刀片本身重量也有7公斤)。传说科学院审议时，精通五金技艺的路易十六国王正好来视察，建议将原来月牙斧形的铡刀片改为如同三角形的斜刃铡刀片，可以使下坠的铡刀片运行一个切割运动的轨迹，运行更为迅速顺畅，也有利于刀刃的保养。
1792年4月25日，这个新完成的杀人机器非常顺利地拿一个公路抢劫犯开刀，以后就成为法国标准的执行死刑的利器。很快民间就给它起了很多拟人化的绰号。起先它被以科学院路易大夫的名字命名为“路易斯蒂”，但很快就被约尔坦医生的名字代替，号为“约尔坦”。并都作为女性形象，叫做“寡妇”、“处女”、“小姐”等，也有“国家剃刀”。
恐怖时代的利器
法国大革命后期，随着内战以及外国干涉战争的爆发，法国陷入了一轮政治大恐怖时期。能够快速准确执行死刑的断头台开始了一轮高速运转，与它原来执行人道化刑罚的改革初衷相比，应该说是南辕北辙。正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写的:
京城里的革命法庭，全国的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还有那剥夺了自由或生命的一切安全并把善良无辜者交到邪恶的罪犯手里的嫌疑犯法，沾满了无处申诉的无辜者鲜血的监狱，这些新东西刚建立不久便已形成了固定的秩序和性质，几周之间已仿佛成了历史悠久的成规。其中的佼佼者则是一个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世界的地基里冒出来的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的狰狞形象。——那位犀利的小姐，芳名断头台……它是人类复兴的象征，取代了十字架的地位。它的模型被佩带在扔开了十字架的胸口上。凡是十字架叫人否定的地方，它就受到膜拜和信仰……它让雄辩者说不出话来，让强有力者跌倒在地，让美与善遭到废弃。
狄更斯将断头台比喻为《圣经·旧约》中的著名大力士参孙，被人弄瞎了眼睛，“这个武器却比他的同名人还要强有力，眼睛也更瞎，每天都在拆除着上帝的殿堂”。他批评通过断头台实施的革命暴力已经走入了为恐怖而恐怖的歧途。
事实也确实如此。仅在巴黎一个城市，从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开始，到1796年10月21日，一共处决2918人，其中作为革命对象的贵族(包括了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381人，主教6人，修道士319人；而革命主力“第三等级”中的律师、会计、记者、公证人则有479人，商人275人。甚至曾领导革命运动的制宪会议议员有39人、国民公会议员有45人、公社委员有72人，包括了最坚定、最著名的革命家丹东、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等人，也都洒血命丧于断头台上。判决别人上断头台的法官，也有246个是在断头台上结束生命。至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成为断头台牺牲品的也有不少，包括了391位工匠，105名工人或农民，129名仆人。
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都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当长久的压榨欺凌积累而成阶级仇恨一旦释放出来后，冤冤相报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式？革命究竟是为了报仇雪恨、还是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社会？残酷到底、非友即敌的极端手段是否能够成为建立理想社会的合适的路径？在激进的社会运动高潮中，作为个人是否还需要有一些不应逾越的基本底线？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断头台当作了走极端的机械暴力的象征，试图以此来促使读者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两部名著，或许可以使今天的读者获得在故事之外的更多收获。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6月下半月刊)
|
作者：
郭建
编辑：
彭远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