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能在8年内参加23次听证会，而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却不愿或不能走进听证厅的大门？

坚持反映呼声的代表被拒之门外

胡丽天所在的四川省人大代表朱列玉介绍，目前我们的听证代表大多都是由听证会单位邀请产生，这种邀请没有规范的选拔标准，“并不一定会选‘托’，但组织单位会倾向于选择‘比较好说话的代表’，不选择‘坚持反映呼声的代表’。这样就会出现某些代表出现好多次的现象。”

这种见解，被一些事实所证实。广州备受关注的出租车运费调价召开听证会，候补代表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一早就带着一只折叠小凳子，来到珠江宾馆会议中心，无奈被拒门外。稍后，他向工作人员争取，能否请一名听证代表出来，帮忙转达他的意见，再次被拒绝。因为“坚持反映呼声”，所以碰了一鼻子灰，当天听证会还在进行，韩志鹏就拎着小折凳离开了。[详细]

流于形式的“逢听必涨”挫伤公众积极性

本来，听证会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各方意见与利益的平台,是不同立场者秉承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在面对面交流和博弈中，得出合理决策的民主参与形式，其背后体现的是公民不可侵犯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然而，现实中的听证会多数都走样了，听证会虽然越来越多，却形同虚设，流于形式，以至于给人留下“逢听必涨”的印象。

民众对听证会普遍表现出的冷漠，不代表民众不在乎听证会的内容，或对民主的决策方式没有热情，反而表明了他们权利意识的觉醒。曾参加过听证会的市民表示，很多听证会只是哄老百姓的摆设，所选“出席者”也多是内定的“自己人”，座位在前，而“反对派”人数极少，座位在后面，即便有反对意见也很难被真正听取。由此可见，听证会之所以遭到冷遇，不过是因为民众一次次被所谓的听证会利用和戏弄，“看穿了”一些听证会走过场的本质。不参加听证会，恰恰是很多民众的一种理性选择。 [详细]

于是造就了“专业户”们的听证传说

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对听证制度“走过场”、“被代表”的习惯性冷漠与不信任，以及听证偏好“涨价代表”的机制问题，像胡丽天这样的“听证专业户”就出现了。一位64岁的老人，10年里参加23次各类听证会，9次价格听证5次同意上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听证传说。而与她并称为“四大金刚”的其他三名“听证达人”参加听证会的次数也不逊色——廖冰虹，17次；张见远，15次；唐厚义，近10次。

胡丽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兴旺发达，匹女有责。我有很多话想说，有意见想表达，但我不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协委员。听证会就是我的机会。有些人喜欢打球，有些人喜欢选秀。我凭什么不能喜欢参加听证会？”

于是，本来需要大众参与和各方的利益博弈的听证会，如今却沦为专业户的聚会。 [详细]

听证制度设计的初衷旨在保证民众的表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它为何非但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反而招致冷漠与反感呢？

听证源于英美，在中国仍是新生物

听证制度来源于英国习惯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在英美的政治实践中,听证制度不断扩大,从司法领域扩大到行政领域和立法领域。

这无疑是一个好制度，一方面通过吸纳各方利益和意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使公共决策与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另一方面，可以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协调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公共活动多元化、民主化。

事实上，我国直到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才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听证制度。此后，《价格法》将听证的范围扩展到政府定价行为及行政决策领域，有意识地向抽象行政行为拓展。2000年，《立法法》使听证制度推进至行政立法领域，真正实现了由具体行政行为向抽象行政行为的过度。2003年，《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听证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规定。 [详细]

听证会，听什么？怎么听？

那么，我们的听证会到底应当听什么呢？简单的回答是：应当听取真正能够代表多方利益的参与者的诉求和表达。这一简单的回答其实意味着复杂的要求：

第一，决策者应当以开放的、不带预设偏向的态度去听取不同声音；

第二，决策者应当要求参与各方充分地披露信息，以使听证会各方所表达的利益诉求更加客观和真实，避免由于强势的参与者垄断关键信息而导致决策不公正的情形；

第三，决策者听取各种声音，必须做到全面、公正，克服对意见“选择性听取”的立场；

第四，即便听证会不是一种表决机制，但它作为一种参与机制，不能丧失民主决策的底线要求，即，当听证会代表和社会一般公众的大多数提出某种利益诉求时，决策者决不能无视这样的诉求，而必须作出理性的回应；

第五，既然听证会是一种公众参与的特殊形式，那么决策者在听取意见时，不仅要听取听政参与各方的声音，还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声音，在有限的参与者和广泛的民意之间作出权衡和兼顾；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决策者应当对所有的、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考虑，并且在作出最终决策时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让公众相信，他们的诉求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即使这些诉求可能并没有在最终结果中得到全部实现。 [详细]

从热望到冷漠：听证的“变异之路”

听证会在舶来之初，媒体和民众对此均充满了热望，希望通过听证会能让民众的表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部分地落到实处，让听证会成为民意通往公共决策的一个渠道。这些年，逐渐建立了行政处罚、价格决策和立法的听证。但随着听证会进入民众视野，人们却发现某些听证会只“听”不“证”，请来听证的代表也多与各种利益集团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纵观几年来各地举行的“变异听证会”，大抵谱写了这样一首“三步曲”：第一步，听证代表的选择由主持听证会的物价部门随意挑选，强烈反对涨价的市民总是当不上听证代表，这已经让民意大打折扣；第二步，听证代表产生后，申请涨价的企业都要逐个拜访，美其名曰“沟通”，实际上就是“公关”，甚至可以说是“收买”，这肯定要让民意再打一次折扣；第三步，也就是听证会的“人格分裂”了——为了官方的“信任”和企业的“诚意”，他们不得不选择“赞成”，但为了给市民一个“交代”，他们又要作出一点“反对”的表示。

这样，听证会便违背了维护民众权益的初衷，非但不能吸纳民意，反倒成为民众质疑政府公信力的一个出口，公众对之冷漠也就不足为奇了。[详细]

让“听证专业户”退场，既需要听证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更多人更热情地参与听证，让听证专业户成为历史。

加大公开透明力度，用程序保障阳光照进听证会现实

从“价格听证专业户”的诞生现象来看，没法消除人们对与消费者代表的产生是暗箱操作的质疑，因为不像是通过正常程序随机抽取产生，至少绝大多数人会有这样的质疑。毕竟从那么多消费者中选出几个代表的概率本身就很小，能够选为“价格听证专业户”的概率就更小了，真的好比是拿2元钱买彩票就中了500万大奖，这样的低概率显然难以取信于民。

换言之，消除“价格听证专业户”的诞生和公众的质疑，关键是程序上要正义，就是消费者代表产生程序要公开化、透明化、阳光化，主办部门要在公众的监督下随机抽取产生，而不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按照意图意“抽选”听证会代表，只有阳光下随机抽选出来的“价格听证专业户”才不会让公众感觉被代表，否则只能背上被代表的嫌疑。[详细]

将舞台交给民众，行政权力不再唱独角戏

权力对听证会的主导乃至干涉，流失了民众宝贵的信任。这几日红遍网络的成都听证专业户胡丽天的出现，再次印证了听证会是权力主导的独角戏这一观点。胡丽天作为一位听证会的热心支持者，之所以被多次抽中，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报名出席听证的代表人数太少。但问题在于，今天的社会中像胡丽天这样的热心者越来越少，能够在听证会前做些调研的听证代表更是凤毛麟角。因而，她的频繁出现反而是对权力主导听证会的一种反讽。

从目前来看，听证会的主要功效在于为“涨价”政策提供合法性，而并非起到了让各个利益方相互协商，在对话中取得共识和妥协的效果。因此，准确地说，中国式的听证会已经蜕变成一种涨价信号。这种涵义的转变直接造成的后果便是民众的冷漠，有关部门通过召开听证会谋求公众认可的目标便很容易适得其反。而要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在于权力退身为一个协调者，将舞台交给民众，让包含各方利益的民众成为听证会的主角。[详细]

永远别放弃权利 有参与才有进步

尽管胡丽天等人的“幸运”不无水分，他们的观点更饱受质疑，但不管怎样的观点，既然到了听证会上，就有阐述和坚持的权利。对听证会机制的种种弊端，应毫不客气地揭露，但对胡丽天等个人的冷嘲热讽则大可不必，因论点不同而扣上各种不雅“帽子”就更无必要——她毕竟有她说话的自由。

听证的民主价值在于公民参与。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听证会是否在作秀，但公民的参与总会起到作用，并且，如果媒体适时介入，更能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网络上人们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而公民报名参加听证会，是比网络围观更直接，更进一步的进步参与。[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