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并非政府财政预算决算中的某个特定项目，而是“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总称。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三公消费”却更普遍。

“三公消费”变“三公私用”现象由来已久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三公消费”，政府要运转、要运行，肯定有一些相关的运行费用，包括职务运行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在世界各国是严格限制的，比如说像公车，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一般的公务用车，在欧洲很多国家，连部长、司长都没有专车，完全是开着自家车上下班，在公务活动中有一些自己用的公务用车，但数量很少。

但在中国则不然。在媒体报道中，有的乡政府前几年每天平均公款吃喝一、两桌，花不到千元；如今平均每天要吃五、六桌花四、五千元；原来乡上最多只有一辆破吉普，现在拥有四、五辆中高级越野；原来领导干部最多到县城开个会游一游，如今带着家属、情人天南海北到处跑，美其名曰学习考察。一个小小的乡政府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县政府、市政府了。 [详细]

不仅民众不知，连官方也拿不出真实数据

但到底“三公消费”有多少，却没人说得清。早在前年坊间曾流传过全国每年“三公经费”高达9000亿元天文数字，虽然后来相关人士出来申明，查无实据属于以讹传讹，但老百姓质疑之声一直未曾消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连官方也拿不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数据，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3月，北京市财政局公布全市公车数量。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此举再次引发民众对公车消费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超过全国每年的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甚至超过军费开支。 [详细]

公民意识觉醒，政府没法再像以前一样躲在暗处花钱

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其实源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公共财政开支的公开透明，是一种大势。社会发展有这个时代要求，公众关切有这个知情需要，舆论监督有这个着力点。公众所以如此关注三公消费，正是因为这笔开支源于纳税人的血汗钱。公众深知血汗钱来之不易，也明白“开门七件事”，政府也有正常开销，只是希望能够把不该花的留下来，把能节省的钱省下来。 [详细]

千呼万唤，“三公经费”数据总算公之于众了，但赢得的不是公众的理解，而是更多的猜测和质疑，这可能令有关部委始料未及。

问责缺位：“清水衙门”先公开，“富裕”部门不公开怎么办？

国务院三令五申，中央部门要把“三公”经费在6月份向社会公开。遗憾的是过了6月，除科技部外，其他中央单位还没有主动公开自己的“三公”经费。迟滞、笼统地公开，无疑会架空“三公”经费公开的社会意义。如果有些部门再拖上几个月公开，那么，今年的“三公”经费也都花得差不多了。

“三公”经费公开究竟卡在哪里？现在看来，首先是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也就是说“三公”经费公开虽然定在6月份，但如果有些部门不及时公开，上级部门也难以处理。这也让更多的部门心存侥幸，要等等看其他部门怎么公开。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往往是中国工程院这样的“清水衙门”率先公开“三公”支出，而那些“富裕”的部门则要观察风向，避免一上来就成为众矢之的。 [详细]

标准模糊：哪些算“三公消费”由各部门自己说了算？

住建部18日公布“三公经费”账单。在公务接待费方面，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仅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而中科院去年公务接待费为9995万元，平均每天接待费为27万元，比住建部全年还多1万元。民众当然希望看到更低的数字，问题是这可信吗？一个乡镇的接待费一年恐怕都不止13万。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住建部的“三公经费”和中科院的不是一个概念。

这种情况在7月1日财政部公布的“三公”经费中也有。财政部公布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这个数字公众觉得低了，因为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前提———“中央机关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言外之意是“非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不在其中。在这样一个狭小而模糊的“三公”标准之下，中央机关就不得不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去理解“三公”的标准，于是出现了畸高畸低的数字。 [详细]

细则不清：老百姓看不懂数字笼统的“模糊账”怎么办？

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经费”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由于目前还缺乏相对客观的比较标准，尤其是各部门对“三公消费”的解释惜墨如金，语焉不详，公众既看不出这些花费是否真实，也难以判断这些花费是否合理。

公开“三公经费”，自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个热闹，而是要让民众看清“门道”，进而监督政府部门的花钱行为。所以，当前有关部门需要做的是，多做一些解读、解释，让民众充分地看懂这些已公布的数据，不能让好不容易呼吁来的公开，在民众的一头雾水中结束。[详细]

公开“三公经费”当然是有意义的，越详细越有意义。但这仅是跨出了第一步，还须更多制度变革和配套措施的完善，不然就会成为又一形象工程。

如果公开之后有问题也不处理，公开的意义何在？

就算公布了具体详实的“三公”账单，也不等同于实现有效监督。应该说，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才能实现公开“三公”支出的初衷。

“三公消费”数字报完以后，如果查出来有些部门胡报乱报数字，却没有任何部门的领导干部受到惩处，对部门的权力职位也没什么影响，这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所以说，惩处制度至关重要，要整治“三公消费”必须下决心建立一整套配套制度，如果不公开、假公开，公开数字不真实，部门就要负责，特别是主管领导要负责，这样对“三公消费”蔓延的这种现象有一种警示作用，使这些人不敢再在“三公消费”数字公开方面弄虚作假。 [详细]

如今公开只因上级指令，没有第三方监督无法长久

目前公开公布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上级的（国务院），而人大在目前的运作中，实际上也只是“批准”的职能，似乎并没有起到监督的效果。要真正遏制“三公消费”现象，监督是重要的，不能只通过政府部门自身监督，而是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各个部门的“三公消费”的预算、决算，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批，必须在以后的制作安排过程中让人大做一个财政预算，特别是在“三公消费”方面有一个主要的监督机构。二是每年坚决公开“三公消费”的一些预算的注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详细]

建立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从源头管住花钱的手

“三公消费”的数字由各部委报上之后，如果能在审批环节就控制住，也就没有过度“三公消费”的条件了。要保证这点得解决几个问题：由谁来审批，谁对审批进行审查，如果审查不实，应如何追究？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之策还要摈除财政预算的不公开不透明。作为影响最广泛的公共事务，财政预算不仅是简单分配政府资源的工作，还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实际步骤，某种程度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唯有扩大公民与人大代表们的话语权，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编制和审议政府预算，才能真正使涉及到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开支不会成为一笔胡涂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