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市长：“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

青岛种树事件前世今生

2012年2月27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植树增绿大行动的通告》，通告确定在每年的“3•12”植树节、四月份春季植树月和秋季植树季三个时间集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增绿活动，努力营造“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园林绿化风格，进一步提高全市的生态宜居效果。

4月初，青岛汇泉广场北草坪被铲，最早引发市民及网友的集中关注，后青岛市海滨风景区管理处回应，汇泉广场草坪是正常的更新，只种草不种树。此后，网友对青岛种树质疑声不断，主要就种树的位置、密度、方法及成活率提出疑问。4月18日上午，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青岛发布”透露：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已着手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答复相关问题。[详细]

曾几何时，类似事件不断上演

其实，青岛今天发生的故事并不让人陌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也发生过类似的景象，甚至青岛也有过这样的记忆。一位青岛网民重提旧事而忧心忡忡，锒铛入狱的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当年效仿大连，热衷于种草，不惜对青岛老城区的大树痛下杀手。现在，倒了种草书记，来了种树市长，福兮祸兮未知，但折腾，而且是瞎折腾的疑虑则非常清晰，万一下一任主政者又打算种草，青岛情何以堪？

而当年青岛所效仿的大连，更是个中翘楚。时任大连的主政者以“经营城市”而闻名，在其之下，大连开始修建大广场、大草坪，一些原本有绿化树木的地方也将树铲除，改而种草，甚至连路灯都因为需要统一风格而大规模更换。而后几年，因为城市的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广场渐渐成了交通毒瘤——四面八方的车汇集到环岛上加剧了交通拥堵。至今，当初修建的广场环岛，很多都因为影响交通而被拆除。[详细]

中国城市成了试验场、成了政绩舞台

2004年，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曾经在年初的省人大会议上，疾言厉色地斥责个别官员的形式主义和浮夸风，让人印象深刻。他反对以“经营城市”为名搞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解决不了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他提出要避免“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的不良现象，强调城乡差距长期存在，就不能体现也无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而青岛市的市长张新起，因为种树这场风波，青岛市民给张市长送了一个雅号：“种树市长。”据报道这位张市长，一路走来，可说是“始终如一”，在担任县级市莱芜市市长时，张市长就热衷于种树，后来升任潍坊市委书记，继续热衷于“种树”，现在到了“青岛市市长”这一更重要的位置，依然热衷于“种树”，“种树市长”端得名不虚传。[详细]

城市该怎样，需要这个城市的人发声

城市究竟是谁的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还是市长的城市，这才是青岛种树风波最核心的问题。而舆论把焦点聚集在种树本身是否合理，争论青岛有没有必要大规模种树，甚至对树的行间距斤斤计较，都未免离题万里了。在种树这件事上，青岛市政府最大的错误，其实不在于种树这一决策本身有多么荒唐，而在于政府搞错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一市之政府，恰如一小区之物业；一市之长，恰如一大家族之管家。

物业或者管家做什么事情，哪怕做得再英明，都不能绕开业主，不能不经主人点头。当然说青岛市政府搞错了的角色，似乎也是一厢情愿，人家何曾搞错角色，对照现实，城市不就是市长的吗？业主不满意物业，可以把物业给开了，市民不满意市长，你能把市长开了吗？但是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市长：“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详细]

何伟在《寻路中国》里写道：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4月初，青岛汇泉广场北草坪被铲才引发市民和网友对植树行动的集中关注。试问：市民何时到了要看到事情已经在做了才知道有这件事的地步？

心态上：地位平等，批评和建议是公民权利

因为质疑青岛大规模种树到底合不合理，27岁的潘琦成了当地的小名人。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姑娘忍受不了草坪“说掀就掀”。打潘琦记事起，大草坪就“一直在那里”。小时候她跟着姥爷去那儿放风筝，长大了陪着哥哥嫂子去拍婚纱照。那天，潘琦刷微博刷到了凌晨两点。她跟着大伙一起骂政府，看到有人比自己骂得还狠，她心里才痛快舒服。第二天一大早，她气得怎么也坐不住，打开电脑整理愤怒的心情，最后毅然决定“收声做事”。

要表达意见，潘琦认为“先得整明白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管种树这事”。她上网仔细阅读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文件，发现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其次，她知道作为一个公民，自己与政府有平等的地位。“我不管政府看不看得起我，我心里先把自己跟政府弄平等了。”潘琦说。[详细]

行动上：用理性和建设性的调查表达意见

在行使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潘琦做得很认真。为了了解植树成本，她到工地上与工人聊天；为了解种树的决策过程，她打市长热线，向市建委、园林局打电话，而电话打到园林局，办公室要她打建设处，建设处要她打办公室……她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一次又一次作记录，一次又一次将情况发到网上。

这名27岁的青岛市民的言行，对她的家乡来说是有价值的，对更广的社会而言，同样是有价值的。这些价值包括：不偏激，不犬儒，意识到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网上有评论说：“脚踏实地，温和理性，较真而不顶牛，对这位青年满怀敬意。”更有人说，这样的行动“如同在种植公民意识，我们期待着它的长大、开花、结果”。[详细]

为什么一个从不关心公共生活的女孩有一天突然站到公共事件的焦点，而且还能处理得如此妥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对象其实也可以扩大到整个80后群体。

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什么是公共生活？显然，公共生活是相对应于私人生活而言的。在私人生活的场合中，包括家庭、职场、社交等等，多数是以真实的个体身份出现的，谨守一定的边界和伦理规则，并竭力树立起高尚的自我形象，以求获得良善乃至幸福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呢？徐贲说：公众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自由地讨论，自由地播散思想的人们。那么，公共生活就是公众集合在一起的空间：实体的和虚拟的。

好的公共生活应该由好的制度和好的伦理所共同构成。好的制度作用在于防止和惩戒“恶”的出现，从而使自由、平等、尊严等这些人类的基本社会需求得以在社会中行走；而好的伦理便是个体将这些德行付诸实践，从而形成社会共同的“道德习俗”，从而使社会成为健康的、良善的共同空间。

公民行动已在很多城市破土而生

类似潘琦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行动已经看过多次，比如质疑广州亚运工程铺张浪费的“口罩男”和质疑光亮工程的“拇指妹”。这一代年轻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参与公共生活。正是当年被指太有个性，承担不起社会责任的他们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新锐力量。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发现了这一代人区别于上一代人的鲜明特征，这非常重要。

这一代年轻人个性更张扬，更注重个人感受，更重视自己的生活。作为同一个硬币的反面，他们同时更敢于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权威，而且反对的手段更加高明，反对的态度更坚决。这就是公民的内涵，他们也许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每天考虑家国天下那些宏大命题，但他们只要更关心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他们就敢于去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敢于去参与公共生活。这种个人主义发展与公共空间繁育的良性循环对中国的未来绝对是件好事。[详细]

关心公共生活，从关心身边常识开始

好的公共生活从哪里来？是从好的公共制度中来。恰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公众发现践行好的公共生活准则，其所付出的成本，远远要高于冷漠的，甚或恶的行为。抄袭者得高分，造假者得荣耀，受贿者得富贵，无事生非者风生水起；勇敢者下地狱，孤高者遭围困，清洁者自清贫，诚实行善者一地鸡毛。“神不正义，人怎么办？”惟有比堕落而已。

可是既然无法逃避公共生活，怎么办？好在有常识。常识如：人不应该作恶，不应该见死不救，不应该欺凌他人，不应该贪人钱财，应该自由而不受压制。这些常识不构成公共生活的全部，也不构成制度本身，但是，常识是通向好的制度，通向好的公共生活，通向好的人类生活的途径。因为好的公共生活，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开始的。

（本专题部分内容参考《连清川：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