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调皮、学习不好的学生”戴上绿领巾，是一种没有人性和人道的教育暴力，它比古代给罪犯脸上刺字更滑稽、更残忍，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只会伤害孩子的幼小心灵。

歧视当激励，绿领巾是五道杠的另一个极端

如果说，武汉五道杠的做法，是以“激励”的思路，将小学生中的极少数人，自“适合佩戴红领巾”的层次往高处拔，西安绿领巾的做法，则是以“伪激励”的思路，将小学生中的一部分人，自“适合佩戴红领巾”的层次往低处抑。二者共同的错误，一是明显违反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的明文规定，将学生人为分成三六九等，让孩子客观上受着嘲弄和人格贬低；二是将教育的政治功利主义与应试教育的分数评价挂钩，让两个现行教育的弊端集中放大，使尚无辩别能力的孩子自小便被一种错误的、扭曲的评价体系锻造着。

正因如此，当初人们抨击恶搞五道杠，并非与一个孩子过不去，而是针对教育工作者那“自作多情”地“创新发挥”，进行毫不留情的质疑讥讽；绿领巾的被家长不认可，被网友炮轰，也是基于同样道理，而按赞赏教育为主的思路，这“为害”面更大的用绿领巾将所谓“差生”标签化的做法，显然比五道杠更让人厌恶。[详细]

野蛮当文明，只有法西斯才会将人以标识区分

用某些特殊的标识将不同的人标出无疑是一种野蛮而非文明，纳粹德国当年的举动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纳粹使用一个黄色的大卫星来标志犹太人。从1941年9月6日开始在所有德国占领区内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佩带一个印有黄色大卫星，中间写有“Jude”（德语：犹太人）的袖章。在被占波兰犹太人必须带一个白色的，印有蓝色大卫星的袖章，此外他们衣服的前部和后部也必须带有类似的标志。在集中营被关押的犹太人也必须佩带类似的标志。

当时德国占领犹太区以后，将他们统一管辖在一起，每人都登记，然后发袖标，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样是方便以后送他们去集中营。如果不带袖标肯定会被党卫军杀害。而且还有盖世太保整日巡逻想不带都不行。而就是这种野蛮却被西安这所小学的管理者们当成了文明来对待自己的学生，对于身为教育者的学校的校长、老师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详细]

无知当创新，标签化的绿领巾会毁了孩子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当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而学校仅仅因为孩子表现不好，学习欠佳，就给他们戴绿领巾，是歧视行为，也是侵权行为，与素质教育宗旨和法律精神背道而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漂亮的孩子人人喜欢，只有对丑孩子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给部分学生戴绿领巾，不论解释多么冠冕堂皇，老师多么“苦心”，也是对“差生”的歧视，教育者失掉了师德与责任。

教育有句名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成绩差、表现不好的学生并非无可救药。作为教育者本应该与孩子多交流、多沟通，用温暖、真情去感染孩子，抽出时间辅导孩子。帮助孩子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兴趣。学校对“差生”如此另眼相看，人为给他们贴标签，让他们在其他同学面前抬不起头，这不仅会激怒家长，更会刺痛孩子的自尊心，让幼小孩子产生逆反、孤僻心理，甚至给孩子终生留下可怕的心理阴影。[详细]

“有教无类”是孔老夫子提出的教育观点，意在强调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然而当前中国教育往往把学生分为个三、六、九等，但因为教育理念的缺失，学生得到的真正平等有价值的教育却是很少，故称之为“有类无教”。

根基深厚，人们念书时都已习惯被划分为三六九等

现代教育理念中有一条很重要，也被教育者们多次强调，那就是，“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而红领巾绿领巾之分，却人为地将孩子们划分成了“好学生”与“差学生”，人为地将孩子们分成了三六九等，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十分不利。人的成功需要自信，而绿领巾却摧毁了孩子的自信心，让他们从小就被迫以“失败者”的心理暗示给自己贴上了“失败”的标签，这种标签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详细]

在畸形教育大行其道的现实语境中，绿领巾的出现并不奇怪，它只不过是教育异化的又一次次呈现。类似的“绿领巾”已经此起彼伏，前不久，某学校为提升成绩，居然送差生测智商，再联系到一些班级选最差生，或有的学校直接称成绩不好的学生为“双差生”、“后进生”、“学困生”……这些带有羞辱意味的称号，一再堂而皇之地在各地出现，足以说明一些教育从业者多么堕落，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多么轻佻和无良。[详细]

现实难改，应试教育指挥棒下成绩仍是第一要务

绿领巾折射出的是义务教育的一大死结，不能激发学生上进，只能“戴出”应试教育之丑。平等接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按学习成绩和思想品德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说到底，就是按考试成绩将小学生分为好生和差生。这所学校急功近利的做法，实质就是对教育公平理念的颠覆。追溯源头，根子在现行教育评价考核体制出现了扭曲。

想想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家长送进学校，就是来接受全面教育，谋求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他们是一块块等待雕琢的璞玉，是否成才，学校有着天赋的责任，也是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尽管教育部已在制定《教师教育标准》，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教师要尊重孩子的学习权，与学生平等地对话；教师必须要研究教育对象，杜绝“目中无人”的教育方式，但是，不彻底摒弃应试教育模式，学校和教师的利益考量将一直拿成绩说事，所谓“差生”难以咸鱼翻身，绿领巾还会迎风飘扬。[详细]

理念落后，教师试图羞辱学生换来“知耻而后勇”

其实，激励和歧视只有一步之遥。在普通标准之上设定更好的标准是激励，而在普通标准之下设定更差的标准那就是歧视。激励和歧视的区别关键在于以什么标准作为衡量尺度，目的是为了更好突出哪些人。显然，在红领巾和绿领巾的泾渭分明中，不管校方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其客观上造成的结果是，不是更多的学生自觉向佩戴红领巾的学生看齐，而是太多的人把鄙夷的目光投向那些佩戴绿领巾的学生。

好的教育理念，不是把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落在后面的学生置于聚光灯之下，通过集体性羞辱让其知耻而后勇，而是尽可能给予这些学生以更多的关爱，小心呵护他们原本就非常敏感的脆弱自尊，让他们因为沐浴在爱的阳光中而不断积聚走出自卑的勇气。事实上，对有缺点的学生进行集体性羞辱，换来更多的不是知耻而后勇，而是人格的不健全，而在教育过程中经历的羞辱，又会在他们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灵投射下难以磨灭的创伤。[详细]

在哈佛大学50周年校庆时,曾有人问学校最自豪的是什么,校长回答:哈佛最引以自豪的不是培养了6位总统、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给予每个学生充分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让每一颗金子都闪闪发光。

放下狼奶，粗暴而扭曲的教育观该改改了

2006年，上海学者朱学勤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中国过去的教育是喝狼奶的教育，不是喝人奶的教育，训练出来的是狼，不是人。正是这种教育培养出了马加爵。 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人格的堕落，信仰的背叛，诚信的缺失，精神的颓废，对现实的逃避和厌恶，对自己以及所有人的欺骗和虚伪，是必然的。

暴力而扭曲的教育观，畸重对孩子服从性人格的培养，而非权利平等的意识培育。规训式的教育在学校的微观投射，未承载起理性的分量。不幸的是，如此残酷的教育模式，还被无数家庭、学校承袭。先行者们顺势而起，以“智者”姿态指点众生。孩子不是“实验品”，应是底线性的伦理共识。理性的教育观，当涵盖对孩子人格的对等尊重。[详细]

废除等级，任何不公对于幼小的心灵都可能会是伤害

中国由于无处不在的身份等级制度的“官本位”制度与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因此，中国社会打上这样的等级标志也是自然的。但是，在学校的这样的不断强化等级森严的标志，却是对学生幼小的心灵的一种无可挽回的伤害。其教育结果只能够是“歧视”与“仇恨”，戴上红领巾的，自然因为“进步”或者“先进”，因而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被迫戴绿领巾的学生，内心里自然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当然随即而来的也可能是“仇恨”感。这种教育究竟要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播下什么样的种子呢？

日本、韩国的学校，无论哪个年级的学生，都是一律的学生制服，而且是质料非常好的那种，除此之外学生之间没有任何区分的标志。学校之间也没有等级之分，教师也没有职称的高下，没有优秀落后之分。似乎处处都在强化一个“平等”观念。学生穿校服本来就存在有利有弊。弊端就是磨灭了学生的与生俱来的个性，但是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可淡化学生的家庭背景及出身的贫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平等意识。[详细]

重拾常识，“授业”重要但“传道”更重要

教育一向的职能是赋予人以必要的知识、技能和会思考的头脑，可如果不是从教育制度层面反思歧视问题，那么越来越多的歧视问题将会层出不穷。层层传递着的制度化规定显然潜移默化地构成了一个社会运行的内在文化规则，成为每位行动者的内在实践感，这也是最深层次的歧视体现。反对教育歧视，势必要落实到社会制度与文化逻辑的开放性转变上来。

管教育的人，搞教育的人，如果对教育规律并不了解，或对教育规律没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当违背教育规律的行为公然推行的时候，会表现出盲从的集体无意识，教育就没有底线可守，就难免乱相纷呈。“绿领巾”事件又一次挑战教育理性了，每一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都该意识到，需要坚守的仍然是“遵循教育规律”这一教育的底线。[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