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看上去是个全国性组织，但却不是垂直管理，而是属地管理。正因此，才会被曝出一团乱麻的红十字会“家谱”，各种“红十字会”之间也关系复杂难辨。

以独立身份初创于1904年，1950年后改为官办身份

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创立，起初叫“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建会后一直从事救护伤兵、救助难民和赈济灾民活动。1907年，“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1912年，“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12年1月15日通报各国，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之一。

但1949年以后，几乎所有的NGO，如“育婴堂”、“寡妇堂”等，都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取缔了。而由于红会的国际地位和当时接收红会时的承诺，它被保留下来，但随后就被计划经济时期“普照之光”给行政化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 [详细]

垄断公募资格并接受政府拨款，没有动力进行改善

1993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法》后，更强调了人民政府拨款和监督的事实。这也进一步导致其财务上列入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人事上作为事业编制单位，总会员工主体享受公务员待遇。也就是说，从财务和人事上看，副部级事业单位比社会团体更适合描述红十字会。

官方身份和相应的领导待遇，导致其组织领导是求稳中有升，因此缺乏激励去极大改善公益事业的效率，而公益组织领导人则会扩展进取，以最大化公益影响和效力。[详细]

各级分会隶属当地行政机关，红总会无法有效管理

如同中国的其他社会团体一样，虽然红会的组织网络遍布全国，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都有组织，但是，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都是业务指导关系。人、财、物都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进行管理，也就是属地管理，不是垂直管理。

比如上海“高额餐费”事件，中国红十字总会只能责成上海进行处理。但不能直接处理上海的干部，上海红会也处理不了，卢湾区红会干部的问题，要由卢湾区委区政府来处理。上海市红十字会只能进行协调和督促。

这同样适用于本次事件中的商业红十字会。它的主管单位是中国商业联合会，并且财务独立，并不与红总会发生关系。 [详细]

红十字基金会与红十字会是两个组织，但都以红十字名义募资

改革开放后，为规范公益慈善事业，中国引入国际上的现代基金会管理机制。1994年，中国红会直属基金——红十字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但红十字总会原有的公募资格和公募牌照资源，由于体制原因并没有被同时取消。由此，中国有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两个具有独立公募资格的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中，也属罕见。 [详细]

这种组织结构产生了利益缝隙，再加上监督缺失，商业力量趁虚而入，成功与公益组织孃和，更加恶化了红十字会的处境。不知其孃和方式有多少种，下面是两种已经曝光的。

第一种：凭借红十字会标志出卖广告位盈利

首先，以分会或基金名义挂靠红会，如王鼎公司

要想利用红十字会赢利，首先得与红十字会发生关系。方法就是找一家红十字分会，如地方红十字会、商业红十字或其他红十字的某基金会挂靠，就像王鼎公司这样挂靠在商业红十字会名下。在这次风波中被曝出的这种公司还有天略集团、中谋智国、中红博爱、心动传媒等。

然后，出售广告并为客户提供避税渠道

挂靠成功之后就可以开展公益活动，比如募捐。在募捐中，可以出售募捐箱广告位，比如心动传媒的广告刊例显示，其单台募捐箱的广告发布价为 3000元／月。公司官网称，它一度与中移动、联想集团、百事七喜、宝矿力水特、美国强生等大公司达成广告合作关系。

此外，公司还以给广告客户开具抬头为“红十字会”的发票为条件吸引客户。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 [详细]

第二种：以慈善的名义变相推销产品

首先，以基金会名义创立慈善项目，如温暖中国

37岁的安徽商人齐中祥拥有双重身份：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兼温暖中国项目办公室主任，另一重身份则是北京两家商业公司的法人代表。“温暖中国”成立于2006年10月，全名为“温暖中国——贫困肿瘤患者救治行动”。他不仅有了红十字会这块招牌，还与地方政府发生了关系。

然后，向医院捐献器材并从医院处收取维护费用

通过这个项目，企业为医院提供肿瘤治疗设备、相关物资，医院要承诺每年免费救治30-50名患者，而基金会则根据筹集善款的数量通过评审、对特别贫困的癌症患者予以资助。每家受赠医院，以自愿原则，向红基会提供60万元的项目管理成本，用于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后续维修、人员培训等；并承诺实现盈利后向红基会捐赠一定比例的盈利收入，用于设立“温暖中国行动专项基金”，以开展肿瘤的治疗研究、国际交流、医疗救助、评选表彰等。 [详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红十字会遭微博万人“呸”绝非偶然，想重新找回失去的信任也任重道远。

已然悖离“红十字”原意：中立、独立

自建立之初，红十字运动便确定了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是从人道精神出发，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偏见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任何时候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助手，但必须保持独立；且该运动是志愿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渔利。

而中国红十字会却是官办的“民间慈善组织”，所以得按照衙门自身的规律办事，即按照权力的逻辑办事。那么权力的傲慢与贪婪，它就一样也少不了。同时，它不仅没能摆脱官办阴影，却又投入商业的怀抱，在二者夹击之下最重要的“中立、独立”荡然无存。 [详细]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红十字”招牌已毁

在政府主导的公益机制下，我们对于公益机构是整体性地看待的：它们或者是好、或者是不好，但很少会是“有的好、有的不好”。所以，一旦社会公众捕捉任何信息表明在某处出了问题，就会牵涉出对于所有的公益组织的信任问题。

由商业红十字会引起的这场风波同样如此。人们怀疑的从来就不仅是商红会，而是所有带有红十字标志的组织，即中国所有的红十字会组织，也即大部分官方背景的公益组织。它的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中国民间慈善机构不发达，这种大范围的不信任将对公益事业造成重创。[详细]

现有体制各自为政，无人为信任危机负责

最可怕的还不是信任被毁，而是无人为它买单。在这次事件中，尽管公众、媒体都呼吁中国红十字会解释清楚商红会与王鼎公司的关系，但中红会却忙着撇清关系，称自己对商红会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并未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这种做法在官僚体系中实属正常，但对于红十字会而言，却意味着一旦出事，没人为它负责。这种糟糕的危机应对只会让公众的信任越来越少。

在中红会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到，他们采取的行动是开会——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工作会议，这能解决问题吗？何况红总会下面还有众多各级分会，能保证它们都廉政吗？何况正如红总会所言，它对于各级分会只是业务指导关系，没有人事任免权也没有问责的权力，如何管好各级分会呢？中国红十字会积重难返，在现有体制下想重新找回信任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