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社会国情不同，因此，对同样的一些社会现象，提出的解释也不同。其中有些很有趣，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为什么有人会醉酒驾车闯大祸，另一个是为什么高官会有多个情妇。

先说醉酒驾车。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全国玩耍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 网址:nifplay.org），成立于1996年。注意不要被中文翻译误导了。这是一个全国的、关于玩耍的研究院，不是关于“全国玩耍”的研究院。我考虑过翻译成“玩耍全国研究院”，又觉得更容易误解。此外，“Play”这个词，更多是指随性的、身体运动性的、未必有特定目的或意义的各种嬉戏式的活动。因此它包括嘻哈打闹、追逐奔跑、上树翻墙等等，当然也包括踢球、游泳、爬山之类，但是不包括对着电脑打游戏。所以我不翻译成“游戏”或“游乐”、“游玩”之类，而选择“玩耍”。如果不是怕南方人不习惯卷舌音，我甚至觉得，翻译成“全国玩儿研究院”可能更传神。总之，这么简单的名字，却找不到同样简单明了的中文翻译，也是一个发现。

闲话带过，言归正传。多年来，“全国玩耍研究院”致力于鼓吹玩耍对于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尤其对儿童和青少年重要。通过玩耍，包括不无粗野或冒险的玩耍，例如争吵斗殴或者在树林里迷路等等，孩子们建立起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并且在群体中定位自己。孩子们通过玩耍而成长，发展出快活、合作、团结、耐力、默契、照顾等等品质。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玩耍，会患上“玩耍剥夺症”。一个社会，如果充满了学习、工作、挣钱而没有玩耍的文化与设施，也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这一切跟醉酒驾车有什么关系？“全国玩耍研究院”的创始人斯图亚特·布朗（Stuart Brown）先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对一批年轻的男性杀人犯和重罪级的酒醉驾车者长期研究后发现一个事实，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缺乏正常的玩耍，也缺乏“适度粗野”的、满地翻滚式的玩耍。布朗先生的这个观点，可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专栏中找到。他还在文章中呼吁，开学了，应该担心的不是孩子们不好好学习，而是没有时间好好玩耍！

没有好好玩耍过的人，可能会酒醉驾车闯大祸，弄不好，还有可能杀人或者自杀。这种研究思路和因果推论，我们可能很不习惯。然而事情还没有完。不玩耍者还会表现出另外一种症状，就是花心与沉迷于性乱。

很多人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意大利最热闹的新闻是总理的性生活。准确地说，是总理贝卢斯科尼先生又在与哪位女郎过性生活。意大利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大权在握的男人需要很多性。如果在性的方面不能满足，贝卢斯科尼的管理会变得很糟糕。

这种解释是“权力即春药”的翻版，比较老套了。确实，很多企业高管，还有政府高官，在性忠诚方面的记录可以说劣迹斑斑。仅从我们近期的新闻来看，官员中有“嫖宿”幼女的，有几十上百名情妇“团队”，乃至要学习公共管理的，端的是花样繁多，令人目不暇给。如果可以用“权力论”来解释，恐怕推出来的结论更加令人难堪吧。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别开生面，很有趣。作者猜想，一个人大权在握后之所以沉迷于猎艳，原因可能在于年轻时缺乏与女性打交道的自信心。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忙于写作业、假期打工，忙于奋斗、上进、打拼。他们很努力，目不斜视，节节高升，20多岁便结了婚，从来没有搞过疯狂派对或狂野性爱。直到有一天出人头地后，发现居高临下无人能够约束，更发现美女如云，出轨一次是如此容易而又如此新鲜刺激，多年的压抑突然喷薄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显然，这位作者所提出来的，也是“玩耍缺失症”类型的解释。它是不是比“权力论”更有解释力呢？不过问题在于，它对我们过于一本正经的教育政策甚至干部政策会带来一些难堪。如果相信它，那么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要鼓励儿童和青年人多玩耍。有条件要玩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玩儿。第二，对那些不去玩耍而拼命学习和工作的人，不要让他们成功，起码不要让他们太成功。第三，一旦他们太成功，一定要注意他们的驾驶记录和性生活记录，保证一查一个准，防患于未然。

最后要回到本文开头，中国与西方不同，对问题的解释也不同。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吗，不可以吗？这取决于我们对这些“解释”怎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