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怨是一种权利

抱怨是公民的天赋权利，中国古语中有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说的都是民间的一种自然反应，没人说这种抱怨不对，应该不抱怨。

作家巴金、学者季羡林，他们的人格修养很高，他们的职业声望很高，他们所受到的政府礼遇也很高，本来没什么好抱怨了，但他们仍然会有一些抱怨。

巴金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气管被切开，用呼吸机呼吸，在一次比较清醒的时候他说:“我，是为你们而活着。”这句话，是一句很沉重的抱怨。

从季羡林先生的许多文章当中，可以发现他内心的痛苦、抱怨还是很多的。不过季先生有很好的大局观，为了和谐社会，他只是小声嘀咕，不大声抱怨。

于丹讲论语，有一个重点也是不抱怨。她说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不会去更多地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更多地苛责内心。

不过，抱怨是对自身糟糕的生存状态、权利状态的一种本能反应。人民通过纳税来支持一个公权力，当然也就有对这个公权力的失职、不作为进行抱怨、进行批评的权利。

中国民间的抱怨声，上下五千年来可以说不绝于耳。夏朝末年，在君王的暴政之下，老百姓苦不堪言,但不能公开抱怨，只能“道路以目”,连传个段子都不敢，但老百姓在高压之下，最后还是发出了最响亮的抱怨声、反抗声:“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民间流传一首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这其实是很温和的抱怨，但也被看作是不良言论，传达这个民间怨言的彭老总，被打成反党阴谋集团的首领。

但是，有抱怨声音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保护人民抱怨的制度才是健康的制度。一个社会没有了抱怨声、反对声，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是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已经没有进步的空间了；另一种是它很危险，地火运行、奔突，迟早要爆发。所以，抱怨作为一种公民权利，作为一种健康的社会机制，应当提倡而不是反对。当然，抱怨也应当有质量、有证据。

这里就有两个具体反映民间抱怨程度的指标，一个叫民生痛苦指数，由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相加而成；另一个叫税负痛苦指数。《福布斯》杂志每年都发表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在今年的排行榜上，法国全球第一，中国全球第二，不过，法国算是福利比较高的国家，而我们交的税都不知道被用到哪里去了，全世界最痛苦的纳税人，可能是在中国。

我曾经撰文公开建议在国家和地方各个层级，广泛建立“民生痛苦指数”的统计、监控、公布机制。“民生痛苦指数”和那些所谓负面数据如车祸死亡人数、自杀率、离婚率、失学率等等一样，都是普通的社会学数据和决策参考数据而已。公布“民生痛苦指数”，有利于督促政府摈弃以GDP为核心的片面化、物质化的发展思路，转向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思路。

老实说，对于“中国不高兴”这样非常抽象、宏大的判断，我很难有体会。具体来说，中国是由各阶层、各族群、各个职业界别、各个村落和街道的民众组成的。你完全可以把中国人分类分得很细，分别做做调查，具体地看看他们现在高兴不高兴。首先，中国的中等阶层中有很多人不高兴，他们压力最大、期望值最高、税收负担最重、很多人为供一套房子而心力交瘁，很多人为让子女上一个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而心力交瘁，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生活质量会突然垮下来而心力交瘁。其次，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各种弱势群体中有很多人不高兴，吉林的钢铁工人不高兴，贵州、湖北小县城的老百姓不高兴，街上的流动小贩不高兴，珠三角拿不到工钱、得不到工伤赔付的工人不高兴，遭受不公平和冤屈、要上访没结果但仍然坚持上访的访民们不高兴。

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我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没觉得有什么人权问题存在。其实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的水平究竟怎么样，主要是看对无权无势、有病有难的弱势群体的保护水平，看最短的那片木板。当你或你的家人失业了、被冤枉了、被强行拆迁了、大盖帽对你乱收费了、废气污水把你的居住环境污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人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抱怨声乃至怨恨声，都是正常的。

当然，主张“不抱怨”的声音也是有的。有一个典型案例: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山东省作协某副主席写出了这样的所谓诗词，大家一定还记得: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还有什么纵做鬼，也幸福。这种是人又说鬼话的极品，更让人觉得抱怨是一种正常的权利。

抱怨不能成为一种性格

但是，在对外事务中，我主张少抱怨，多做事；在国内事务中，我主张多关注内因，少抱怨外因。引导民众向外抱怨是一种政治技巧，而抱怨的高峰，就是仇恨。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大洋国的最高领袖老大哥教育民众去仇恨一个已经流亡到国外的政治反对派——戈尔德斯坦，仇恨一个敌国——欧亚国，说国家的困境、灾难都是由这些外部因素造成的。

老大哥把仇恨视为国民应有的品格，把仇恨当作国民每天必吃的精神食粮，甚至把仇恨设计成一个节日——每年都有一个仇恨周，让大家尽情仇恨。

小说里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夜晚的广场，人们苍白的脸和鲜红的旗帜都沐浴在强烈的泛光灯里。广场里挤满了好几千人，其中有一大群学童，穿着少年侦察队的制服。在主席台上，一个人在发表演讲，他是个瘦小的人，胳膊却很长，手掌在头顶上挥舞，洪亮的讲话声从扩大器中传出来，没完没了地列举外部敌人的暴行。很快，群众的情绪就激愤起来，演讲者的声音被淹没在好几千人不可控制的野兽般的咆哮之中。

小说里说:最野蛮的喊叫声，来自那些少年侦察队的孩子们。

除了每年有一个仇恨周，每天上午还有一个“两分钟仇恨”时间。《1984》描绘说:第一分钟，每个房子里都有一个电子屏幕，在屏幕中，有着一张丑恶面孔的人民公敌戈尔德斯坦，在用羊叫一样的声音发表恶毒的讲话。30秒过去了，房间里一半的人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愤怒的叫声。到了第二分钟，仇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每个人都在表演非常愤怒的动作（因为老大哥在盯着）。最后全场的人都发出一种深沉的、缓慢的、有节奏的叫声:B-B！ B-B！他们在喊“老大哥”（Big Brother）的首字母。一起喊B-B，B-B，这是不是很傻？这确实是一项比谁比谁更傻的游戏。

总之，老大哥就是这样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群众集会，来培养民众的对外抱怨和仇恨情绪并沉溺于其中，乃至上瘾，成为一种集体性格。

抱怨不能成为一种性格，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问题，你可以有很多的选项，包括抱怨，但如果你把抱怨作为你唯一的选项，抱怨就成为你的性格。无论是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对外事务中，当抱怨成为一种性格和唯一选项，都可能产生很多负面的效果，所以我还是主张与其一味地抱怨，不如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行动，去有效地推动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