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否重私德而轻公德，是个一百多年的老问题了。从梁启超先生1902年在《论公德》文中提出该观点后，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过于重视家庭私德，导致“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从而抑制了公德生长者，不乏其人。

近日，余秋雨先生在上海市文联举办的“海上文化论坛”发表演讲，便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他批评“中国文化有很多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不在乎公德”。（9月4日《文学报》）

余先生此时讲出这等观点，委实令人有些莫名其妙。众所周知，汶川大地震以后，其对国人在救灾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善”等，表现出非常受感动的姿态，多次强调过诸如“大灾激发大善，大善建立大信”之类的意思。这种“大善”“大爱”和“大信”，难道不正是很在乎公德的表现么？不过，笔者在此并非针对余先生本人的自相矛盾，而主要想对中国文化是否在乎公德的问题，进行一些辨析。

认为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不重视公德，似是一种选择性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对私德特别强调，但对公德也并未忽略，而且也未将其置于次要地位。譬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老吾老、幼吾幼”是私德，但“老人之老、幼人之幼”，又是何等的公德境界。譬如“首孝悌、次谨信”是私德，但紧接着的“泛受众、而亲仁”，当然又强调了公德。再譬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谓忠恕，即忠诚无私，尽心竭力，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和谐仁爱，这难道不是包含着充沛的公德成分吗？

当然，梁启超等先贤的对中国社会的激烈批评，是容易理解的，毕竟当时之中国，国无尊严，民不聊生，梁启超先生之子梁思成曾总结道:“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当时一些先贤看到中国人一盘散沙，无法抗侮，由此而痛惜、怀疑国人的公共意识和公德表现，实乃历史原因使然。

其实，细读梁启超先生《论公德》可以知道，其批评中国人的公德，其主要靶子并不在公德本身，更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在这种“偏义”理解下，某些官员以清、慎、勤等私德修养为追求，却少有“视国事如己事者”，致使国家衰微。

确实，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中国与西方之差距，主要并不在于社会成员的公德水平方面；即便公德水平有所差距，也主要不由传统文化所决定。譬如西方人的公共意识比较强，公德比较完善，主要也并不在文化的遗传，而在于经济的发展等机缘，促使其较早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法律等项制度。如余秋雨先生一样将板子打到“中国文化”身上，而不是从更广泛也影响更为具体各项社会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不是有意避重就轻，就是被浮云遮了望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