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畅

因为无证驾驶、醉酒驾车导致4人死亡的孙伟铭，在9月8日这一天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的一审判决中，孙伟铭曾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于赶上了整治酒后驾车的风口浪尖，孙伟铭案曾被称为“醉驾死刑第一案”而备受关注。据说，终审判决宣判后，孙伟铭当场大哭。

其实，孙伟铭案的关键词有“长期无证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等等，但这些远不如“醉酒驾车”这一内容引人注目。从2009年夏季以来，各地出现的酒后驾车导致交通肇事，多次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应。以至于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了打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应该说，这一举措有回应舆论热点和公众期待的及时性。各地警方在行动中，还想出了各种办法，比如，异地用警，甲地的民警到乙地执法；再比如，执法民警现场手机关机，并收缴酒后驾车当事人手机，这些举措的用意是避免说情，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

由于专项行动效果明显，有媒体用“专项行动开展18天，上万人顶风作案”来形容酒后驾车的严重态势。这显然是不了解“专项行动”的特点所致。一般而言，专项行动往往是一场执法运动，具有集中性、阶段性、运动性特点，并且，往往数量集中、成果显著、见效快。在这样的执法运动或者说是执法风暴中，一些平日里就经常酒后驾车的人被“抓个正着”应该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问题是，急风暴雨式的执法运动过后，酒后驾驶的现象会不会得到真正的遏制。

比如，有的地方，前几年整治过酒后驾驶，当时，酒后代驾的生意开始火爆。但执法行动过后，一切又恢复到从前，酒后代驾公司再次生意冷落，门可罗雀。直到今年夏天，这些已经生存艰难的代驾公司生意再次红火起来。这样的现象表明，执法运动往往会陷入“情况严峻、集中整治、情况好转、情况再严峻、再整治”的怪圈。

今年夏天，在整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的重压之下，一些解酒药、醒酒药和酒精测试仪等等所谓的“解酒经济”也在异军突起。认真分析酒后驾车现象就会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文化积淀的社会，喝酒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成为有着深刻传统和融进血脉的生活习惯。无酒不成席，喝酒才能交流感情，才能办成事，不喝酒就扫兴和影响社交等等因素，使得很多人不能不端起酒杯。这就使得集中治理酒后驾车比较容易，根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习惯却很困难。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说，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汽车销量将突破800万辆，而预计全年汽车销量将超过1200万辆，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水平。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一个崭新的汽车社会，而汽车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驾车者必须讲文明、守秩序。而一再吸引眼球和牵动社会神经的酒后驾车肇事事件，是很多人还没有适应汽车社会生活的直接明证。

当喝酒的“老习惯”与驾车的“新方式”遭遇的时候，有的人想“鱼与熊掌兼得”，既喝酒又驾车。因此，如果不从社会传统和社会心理的角度，对刚刚走进汽车社会的人们进行引导教育，而只靠疾风暴雨的执法运动，很难根治酒后驾车的顽疾。当然，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舆论的深入讨论和专项行动的持续展开，“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的基本理念正在逐步深入人们的生活。只有改变观念，整治酒后驾车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从而走出过去的执法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