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波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总会不断地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主体不同，认识也就各异。有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看来，仿佛天塌地陷，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很可能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比如“家教行业”吧，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认为问题严重得不得了，“收费混乱”，“安全状况令人担忧”，重要的是还是“管理上的盲区”。所以，他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取缔“非法家教”，将家教机构纳入监管范围（《深圳商报》9月8日），而作为家长的我，虽然对其提及的问题或多或少也有所感受，却远不如杨代表这般痛切。

我为什么不像杨代表这样忧心如焚？首先，正如新闻中所说，目前监管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缺乏法律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一方愿意提供、另一方愿意接受家教服务，这是正常社会里公民的一种“自愿交换权利”，法律不宜干预；其次，我认为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个通体透明的纯洁体，一些小小的麻烦和问题是社会有机的一部分，希望社会冰清玉洁只是一种“洁癖”，一种臆想。

我知道这个观点极有可能招来板砖。这涉及到对社会本质的认识，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那么，姑且认为这种“洁癖”是人们的正常需求，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乞灵于监管能否满足我们的“洁癖”？

很多人会说“能”。除了杨剑昌，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也会肯定回答。他们正在草拟一份准备由工商部门统一发布、具有强制性的家政合同，在不少读者乃至家政公司对合同中“禁止保姆陪睡”条款的操作性产生质疑时，协会的会长先生表示“条款具有可操作性”。（《新闻晨报》9月8日）

和要监管家教一样，法律对“保姆陪睡”同样缺乏制约规定。很简单，法律没法介入，除非执法者可以随时进入民宅，检查雇主是否在和其异性保姆同床共枕并有某些行为。一位律师说话了，“合同禁止‘保姆陪睡’，主要是禁止雇主单方面强迫‘保姆陪睡’”，真不知道律师先生的法律知识学到哪里去了，“雇主单方面强迫‘保姆陪睡’”，这完全就是限制人身自由，要想制止还用得着一份家政合同来多事吗？

法律都自认不好管不便管的事，我们却希望行政权力伸出触角，这对权力而言，可能正中下怀，因为监管就有效益，就有权力寻租的机会。针对杨剑昌代表的建议，深圳市的相关部门已经表态，拟“通过修改地方政府规章对这一行业予以规范”。然而试思索一下: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行政权力的介入到底是多还是少？如果是多，那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我们以往所不满意的林林总总，是否因此而变得“规范”和“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