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志武

一项公共政策引起争议本身是很正常的，但最近有几项公共政策引起争议，首先是对政策对象概念的理解上，决策部门频频向人们的常规思维提出了挑战，好像这些概念在决策部门有了“新解”。

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不光是吸引了政策的接受主体——中小学班主任的高度关注，而且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热议。议论的焦点是其中一条“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人们不解的是，此项政策对中小学班主任批评学生的授权，是否意味着以往老师们对自己有没有权利批评学生都没有搞清楚？“教不严，师之惰”，这传了几千年的古训不就是告诉人们老师要批评不守规矩的学生吗？今天的一项政策一下子简直要把人们沿袭多年的常识性理解推翻了。

前些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对于买受人请求解除商品房合同纠纷案件，要严格依法审查，对不符合解除条件的不能解除”。也就是说，对于买受人违约，而开发商未提出解约的，法院经审理查实后不予支持买受人解约要求。

在我等一般人的心目中，房屋买卖双方是签了购房合同的，签合同本身就是对双方的保护和约束。签合同就意味着可能撕毁合同。如果一方单方面违约，就必须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这就是对其行为的约束，而另一方可以得到相应数量的违约金，这就是对其权利的保护。违约金的支付比例都会明确写进购房合同的。房价直线上涨时，开发商们常玩一些“一女二嫁”的把戏，受损的买受人维权过程漫长而艰难，就接受开发商支付不高(一般为购房款的3%)的违约金算了。等房价下跌时，买受人要违约退房，并愿支付违约金，开发商却不愿意，说什么我不同意你违约你就必须执行合同。现在竟有政策支持他们了。

人们非常不解:合同明明规定如果违约就交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我愿意支付违约金，凭什么要经开发商的同意？这直接关系到合同严肃性的问题。也许管理部门觉得目前的购房合同书规定的违约金比例太低，纵容了买受人随意违约，那你可以修改合同，大幅提高违约金的支付比例。提高违约成本，对合同双方都是一种约束和保护。一旦开发商违约，同样必须支付高比例的违约金。问题在于，在修改完善的新合同拿出之前，双方签订的合同是什么条款，就必须遵循什么条款。这才是起码的合同意识。

政策需要向公众解释，但政策本身理解起来不应复杂，不会挑战人们对于相关概念的常规理解。一旦公共政策不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执行就必然不自觉。公众对政策目标对象的常规性理解缘何屡屡受到政策的挑战？我们不妨作两种推测:一是政策制定过程及内容本身不严谨，决策者像探讨问题一样取决于“看你怎么去理解了”；二是政策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只是一种应急方案，等这个“急”过了，政策就废止了。

好的政策当是普通百姓易理解、好接受的政策，容易产生歧义的政策是不严肃的。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