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评第327期

黄所格，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卡哈洛地区大岩洞乡兰家塆村人。他的家乡是一大片原始森林，走到乡上要八九小时（大岩洞乡没有电、没有手机信号，乡政府为了能及时和外地联系，只能在临近的其他乡地盘上工作）。从乡到县政府，先坐摩托车，还要再坐上三四个小时汽车。从县城坐巴士，在山路上颠簸八个多小时才能走出大山，到达重庆、成都要十几个小时。

黄所格表情木纳，村里人说他“有点弱智”，6年前，他的父母先后去世，姐姐嫁到他乡，家里就剩他一个人（那里都是大山，村里人串门可能要走上1天）。于是黄所格开始嗜酒。4年前，黄所格上吊自杀。

本来，这个故事不会有人知道，如果不是4年后的今天，他又“死了”一次。

昨天有一条很火的新闻《多省发生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 惊动公安部》：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雷波县。

黄所格的户口本被人冒用（这可能是他最后的剩余价值了），一查才发现他4年前已经去世，骗局于是被发现。今天评论很多，称之为现实版的《盲井》。

杨耕身写了篇评论：“杀智障者骗钱案”隐藏着怎样的现实？好，今天我就来说说我所知道的现实。

15年前，我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旁边的甘洛县。后来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写过这段经历：“甘洛的环境可用两个字来形容：苍凉，再多就是废话。”

那篇文章没有提到，那里的山有多高：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和朋友去爬山，从半山腰开始爬，爬到中午两点也没爬到顶，只能折返。就在那么险峻的地方，我们居然还看到一户人家：很矮的房子，长势很差的农作物。当时很难想象这种环境还能住人，现在我可以想象黄所格住的也是这样的地方。

还有，朋友教会了我怎么辨别彝族人。很简单，看眼神：彝族人眼神直直的，不像汉族人骨碌碌转来转去。为什么他们眼神呆滞？因为他们经常在山上放羊：披着察尔瓦（披风），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天。我朋友曾经指着一个放羊的彝族人问我：“你看他在看什么东西？”我仔细看了好一会，答道：“他什么都没有看。”

但他们唱歌都唱得很好，人人弹的一手好吉他。除夕夜，我躺棚子里静静地听隔壁彝族人唱歌，一曲终了，我笑嘻嘻喊“再来一首”，人家却害羞不唱了。

15年过去了，我写过很多新闻评论，没有一次提到凉山，他们在新闻里出现的时候也不多。如果说那里的环境只能“苍凉”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他们的遭遇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被遗弃”。于是在生活的折磨下，他们开始自我折磨（凉山州是全国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重灾区）和互相折磨（孩子被父母和同乡卖到东莞做童工，如白菜般贩卖，智障被同乡骗进矿井制造矿难诈骗钱财）。这就是现实，知道吗？我的读者。

我们经常恐吓富人和权贵：要善待穷人，善待穷人就是善待自己，要知道总有一天穷人会伤害到你。这里我想说的是：在此之前，受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会先彼此伤害和侮辱。四年前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关于广州火车站背包党的，网上流传很多关于广州治安的段子，在我看来这是夸大，而是能读到这些段子的人信息畅通，被骗被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另外一群人。正如“背包党”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找的大都是那些穿得不是太干净、气质上差一点的人，他们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世面。”

我朋友告诉我，刚开始，“背包党”在火车站活动了一年，警察硬是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其实这很说明问题，这种打扮的人，多半是外出打工的农民，我们都不关心他们的处境。最讽刺的是:当背包党以农民工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懒得关心。只有自己也遭遇同样处境的时候，才会叫出来——叫得很大声，很有技巧，还不乏幽默。按照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估算，一年被骗的人数以百万计，想想看，假如不是农民工，而是其他人，比如大学生，比如城市居民，“背包党”还能持续这么久吗？这些农民工被骗之后，大多选择了默默承受，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过多次，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杂在一起的社会。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前现代的一面——死几个穷乡僻壤的智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

注：本文前两段的信息来自长江商报记者王毅本月15日的报道，谢谢他亲自走到那个偏僻的乡村，这是基本的要求，同时也很不容易。

黄所格生前的家

上期评中评：为什么不能在大城市安放我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