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被众人高高举起，抛向空中。《喀秋莎》的嘹亮歌声轰然响起，一顿数百人的大撮(北京话，指大吃大喝)就这么达到了最高潮……

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把民间自发的集体狂欢定格在“老莫”(莫斯科餐厅)，王朔在其中扮演一个小痞子，正是他阻止了一场恶战的发生。大家很兴奋，于是奔赴“老莫”，长长的桌子聚拢了数百人，仪式感由此生出，王朔被视为英雄。

那个年代是英雄主义的年代，即便是民间的狂欢也不乏英雄主义的色彩。

上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生活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文革”式的集体狂欢更是政治的直接衍生物，天安门广场百万红卫兵声嘶力竭的呐喊孕育着无处安放的青春。其后，城市里最不安定的这个群体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知识青年”，他们的集体狂欢被种到了白花花的盐碱地里。城市已无狂欢，小范围的宣泄止步于玩打仗这类游戏，大院里的纨绔子弟可以偶尔到“老莫”里潇洒一回。

俄罗斯人巴赫金与姜文、王朔们有着几近相同的生存背景。孤独落寞的巴赫金在自由的精神世界探索着狂欢的奥秘，他的狂欢理论及其他学说几十年后才被西方人关注到，并形成了一股巴赫金热。

巴赫金的研究对中国狂欢文化的流变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他认为：狂欢节是民间的节庆生活，是他们以诙谐的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快乐与自由是民间狂欢的本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方组织下的狂欢活动，在巴赫金眼中，官方意志下的狂欢与“制度、秩序和等级”有关，它的目的正是营造不平等与神圣化，这样的宗旨与民间狂欢的本质截然相反，自发的民间狂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奔放、不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狂欢的基因，远古中国人祭拜神灵延伸出的狂欢仪式有一定意义上的宗教色彩，这和西方狂欢仪式的来由并无二致。史书记载，唐玄宗曾把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演变为遍及全国的狂欢节，要连续闹上5-10天，鼓乐喧天，灯火通明，所谓“闹”元宵，正是由此而来。

然而，官方意志下的狂欢产物在历史的蜕变中逐渐失去了本意。中国的各种传统节日被赋予了这样或那样的传说与含义，却唯独狂欢的色彩越来越远。仪式感逐渐增强，自由狂放的气息荡然无存。

当然，每逢加冕、胜战这样的欢庆时刻，集体狂欢行为更是被赋予了大量的政治含义。20世纪初，赛先生与德先生的驾临也未能洗去中国狂欢的政治尘埃。民国年间，几乎所有狂欢都与政治有关，微弱的民间狂欢势力仅在歌舞升平的夜上海闪烁。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狂欢的声浪从民众内心真诚发出，游行、舞蹈、歌唱都是百姓发自肺腑的庆祝，这个时期的集体狂欢行为被赋予了政治上的诉求与渴望，人们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渴望，整个50年代的中国式狂欢极富深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人的主流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一方面，官方组织的节庆活动按照原有的模式继续完成着它的使命，但却逐渐淡出中国人的视野。进入新世纪，源于民间的小范围狂欢活动逐渐显形，逐渐成为一种亚文化景观。

从主流文化的视角看，亚文化首先被认为是小众的。但它的凝聚力却往往出人意料，所有亚文化的传播过程大体难逃从小众迅速裹挟为大众的轨迹。盛行于80年代的集体舞、迪斯科，直到今天日益多元的狂欢方式都经历了这样的流变过程。在人数和规模上，这类小范围的狂欢活动与大型户外集体狂欢有质的区别，但它却疏导了中国人亟待寻找出口的情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