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道统”，何为“法统”？中国的传统士人中，是否存在“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一致颂圣？
前不久，凤凰评论《高见》带着这些问题邮件专访了刘泽华。刘泽华先生是我国著名政治史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著有《中国的王权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等著作，并参与撰写、主编了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化，儒法之间的历史关系，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作用等问题，刘泽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此为专访上篇。
访谈嘉宾：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道统论证不了政权的合法性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书中对于“道”有一个定义，“概而言之，指宇宙本根、规律、理论原则和道德淮则等”。现在很多人讨论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等问题时，经常运用到“道统”、“法统”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又比较模糊。在你看来，什么是“道统”，什么是“法统”？
刘泽华：用“道统”论证一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从历史进程说，有诸多问题。
说起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依据问题，最先西周兴起的是天命说，这一理论贯穿整个古代历史；其次是春秋以后兴起以有道代无道说，这一理论与天命说相配合，贯穿古代，近现代不讲天命了，但还持以有道代无道说；再次是战国兴起的五德更替说，影响很大，但到魏晋之后此说衰落下去；第四，东汉班固提出“正统”观念，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辨析正统，以蜀为正统，以魏、吴为篡逆。正统论影响至今。
道统这个概念始于北宋，但直到朱熹才上升为儒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具有神秘性和极强的排他性。问题不在于道，诸子百家都讲道，也都主张以有道代替无道，朱熹的道统把“道”独占了，所以关键在这个“统”字。道统不是泛称的儒家或儒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传承，而是儒家中传承儒家“道”的特定的圣人、贤人。朱熹排的道统是：“自唐虞、尧、舜、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迨于宋朝，人文相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再后就是他本人了。（朱熹：《近思录》卷十四。）
陈亮曾就曾揭露“道统”说的私密性，明清之际的费密对“道统”说，也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1903 年《国民日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道统辨》的文章，其结语是: “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吾非谓宋儒之无足取，吾非谓理学之不足言，不过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而不欲尊宋儒之学为道统耳。”
朱熹倡导的“道统”是按照他的标准讲儒家的传承，符合他标淮的大儒，才能进入“道统”之列。朱熹之后，儒家内部为争谁能进入“道统”之列，打得一塌糊涂，主要表现在谁能入孔庙陪祭。这个事情儒家内部无法解决，只有靠皇帝来决定。
由于元朝之后把朱熹倡导的理学，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道统这个概念既含有谁是儒家正统传人，又有意识形态的意义，从意识形态角度说，“道统”就成为论证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之一。陈栎（元代）在《定宇集》卷十《答胡双湖书》里讲，“二帝三皇时，治统与道统合，圣贤达而在上，道明且行，此时经即史、史即经也。帝王往矣，治统与道统分，道统寄于孔孟，穷而在下之圣贤，道虽明不行矣，是后经自经、史自史也。”这是儒者比较早论述道统与治统的关系。
面对当朝帝王，儒生多半歌颂治统与道统合一。就拿朱熹来说，他把三代以后的历史全否了，但面对宋朝，尽管也有诸多批评，但总体上却是“圣”呀，“圣”呀，称颂不止。汲汲求于在朝的儒生和在野儒生可能有些差别，在野的和一些儒者隐士可能高扬道统，但正如明末著名儒者刘宗周所言：“臣闻古之帝王，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故世敎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长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统之任，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线，而功顾在万世。又千百余年，有宋诸儒继之，然人自为书，家自为说，且遭世丧乱，为力愈以艰已，而究之治统，散而无归，则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纵聪明，即位之后，即表章朱熹之学，以上溯孔孟，直接尧舜以来相传之统。”在刘宗周看来，三代以下，孔孟等等“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线”而已，即使到了宋代诸儒也不过是“人自为书，家自为说”，只有洪武皇帝才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其实在帝王眼中，治统与道统合二为一，他们就是两者的体现。嘉庆说乃父乾隆“心法、治法、道统、政统，靡不赅备”。
“法统”这个概念在古籍中未检索到，这个词是随着近代立宪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形成了法统观。政统、治统是唐出现的概念，讲的政治规范、律例等。有“唐帝王政统”之说，元朝忽必烈称，“朕新即大位，肇统万机。国事实为未明，政统犹惧多阙。”“治统”大约出现宋朝，与“政统”基本是同义语。其核心都是讲三纲五常。
新儒学常常把道统与政统、治统和法统二分，强调道统的独立性和对政统的制约性，严格说不淮确。一来，道都归于儒家门下，这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二来，道统的“统”更狭隘，由神秘兮兮的若干人体现，与政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汉武帝之后儒家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一直到宋代没有体现道统的儒者，道统当然说不上有什么作用，怎能制约政统呢？以道统确定政统是否合法，完全是儒家程朱理学派的一家之言。现在诸多学者推而广之，实在太任意了，不可取。
“从道不从君”不是儒家主流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很多搞儒学的人，一般都会强调历代士人“从道不从君”的一面。不过《中国的王权主义》里讲，“以往学者对道的论述，特别是新儒家，大抵多强调道的理性规范和批判意义，强调其理性的独立性及其与王的二元关系，对道的王权主义精神很少论及。就历史实际而言，我认为这类看法有极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忽略了主要的历史事实”。你强调，道、王二分是相对的，道对王起着整合作用，同时又为王提供了一个新的武器，得道即能王天下。王对道的占有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更应注意道本身的王权主义精神。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道相对于王的独立性。但是，中国的很多朝代，又不乏以道侍君的例子。那么，中国的传统士人中，是否存在一个“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刘泽华：“从道不从君”是荀子提出的，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人实践了，这其中有不同的情况：一是如方孝儒、海瑞等等为数不多的人，宁肯被杀头，就是不从君命；二是道不同而退隐，如东林党的一些人。其实他们不是反皇帝，而是反对阉党；三是一些假冒名节拒绝出仕，这些人多半是自抬身价，很荒唐。所以实际情况的很复杂。
如果说“从道不从君”是政治、文化传统，那也是很有限的一个小传统。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儒家是坚定的尊君论者，他们主张的“道”的核心思想就是尊君，尊君的主流是“君命无二”。撇开儒家的思想体系，“从道不从君”的确很了不起，但置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他们又强调“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天是泛宗教性的崇拜对象，而天子则是这个泛宗教的教主，其他宗教基本都处于王权之下，司马光的说法大体代表了儒家的主流认识，“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类似的表述多多，与“从道不从君”形成悖论。
其二，“天王圣明”这个词是儒家提出的，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它有覆盖性的政治、文化意义。我曾写过《天、道、圣、王四合一》、《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等文，论述了王不仅占有“道”，很多情况下王就是“道”的体现。王者参通天地人，“天胙之，为神明主。”“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五帝精。”帝王通神或即是神。以明代大礼仪之争为例，明世宗嘉靖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登基后不顾礼制，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睿宗，由此引起了“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生父只能为皇叔考，另一些人为了迎合世宗心意，上书应尊兴献王为帝。双方争论激烈，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表示抗争，认定不合儒家之“道”，激怒了嘉靖，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七人。按说，嘉靖是违背儒家的“道”，嘉靖颁布《明伦大典》，宣布“非天子不议礼”，他的旨意就属礼，就属“道”。大臣张璁总结是：“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义，皇上一人而已。”说的多么直白，皇上就天理人心、中正仁义的最高权威。
其三，儒家以修齐治平为最高追求，那就是积极参与政治。但政治最高权被君主独占，儒生们进入仕途，更多是追求利禄，班固把问题说的十分透彻了。
其四，在皇帝制度、等级制度、父家长制度综合因素下，几乎整个社会成员都有程度不同的主奴综合人格，特别是拼命挤入仕途的儒者官僚，表现的更为突出，哪还会有“从道不从君”的勇气。
其五，言官制度似乎为“从道不从君”开了一扇门，实际情况决不如此。言官是君主体制下的一种官僚，有些言官敢于犯颜直谏，但大都冒着被惩处的危险，真正冒死进谏的为数甚少，就连最著名的魏征总是采取“顺谏”，先把唐太宗抬得高高的，皇帝如何圣明云云，而后再说自己的建议，而且多半要加上以待斧钺。汉武帝、朱元璋都说过，士人不为所用，留着干什么？要加以惩处、直至处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从道不从君”能有几何？
儒生们常常把“道”举得高高的，但对本朝和当头帝王，多半高高颂扬，批判多用于针对他朝和他王。当然其中不乏以史为鉴和影射含义。现在一些学人把“从道不从君”说成是儒家的主流，离历史事实太远了。历史上有多少儒生官僚，看看其中的多数是如何玩官场的，有几个是“从道不从君”的？提倡这一观念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能视为历史上儒家的主流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观念是荀子提出的，但道统畅行之后，把荀子视为杂学，荀子却被革除教门，从孔子陪祀区剔除出去。
凤凰评论《高见》：你强调，包括儒、法、道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都有尊君的思想，这是否可以说明，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这种尊君有一定的合理性？
刘泽华：是的，在古代尊君有一定合理性。1988年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也曾就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对重大的历史现象，既要探讨它的必然性，又要讨论它的合理性。君主专制制度有没有合理性呢？我们只能说，它有可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条件，即有合理性的因素。所谓为社会提供条件，主要指如下几方面：
其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般说来，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君主专制体制与统一一定范围内相为表里。这种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进步是有利的。
其二，君主专制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用于社会发展，无疑会对历史进步有重要意义。
其三，君主专制下，权力极端集中，如果集中的权力和好的政策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
从历史事实看，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在某些方面对历史的进步是起过有益的作用，如中华民族的形成，地域的扩大，某些有利于经济恢复（相对于它的破坏而言）和发展的措施等。”
不过，反对君主体制的观念尽管不占主流，但一直也在流行，这就是虚君观念和无君论。先秦战国时期的农家就是虚君论，他们认为君主也应该自食其力，君主的职能应该是业余的事物。无君论无疑对君主制有更猛烈的批判。
关于君主专制的目的性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的性”问题不是史学家主观强加给历史的，而是历史本身的问题之一。单纯从理论上说，有关“目的性”的说辞十分动听，比之“为人民服务”一点也不逊色，如“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爱民如子”等等，数不胜数。但“目的性”不是一个说辞问题，须有成套的制度作保证，否则就多半流为假话、大话和空话。君主专制体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爱民如子”的，这点早就被韩非揭破。当然也不是说专制体制下没有一定程度上力求以“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中国历来是人治为主，在特定的人治之下，也会有较好的政绩，可圈可点。不过总的说来，人治中实施“以人为本”的很少。
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上立了大功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先秦思想家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外设计出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而是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欧洲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封建到君主专制，然后到民主。欧洲从封建过渡到君主专制，但是君主专制的时间都不算长，而中国从秦朝建立之后，严酷的君主专制竟然绵延两千多年。这一历史，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王权专制主义荼毒中国这么长的时间？
刘泽华：这个问题要分几个层次说：
首先，不能只说王权专制主义“荼毒”一面，正如前边已经说过的，王权专制也做过一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大事；
其实，王权专制不是从秦开始的，在秦之前也有程度不同的王权专制。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殷商之前王权专制就逐渐形成。到了商代，从文献和甲骨文记述情况看，王权专制基本形成。甲骨文中的殷王是与“上帝”对应的“下帝”，有的王直接称“帝”。《书•汤诰》虽晚出，但同《曲礼》表达的都是大权独揽，要听天子一人的命令。秦的王权专制是对之前历史的集大成和进一步发展。
再者，王权专制主义统治这么久，主要有两点：
第一，从进入文明期，中原大地就走上王权专制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体制。即使有些其他的苗头，比如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有过“副贰”现象（诸侯有副职），也有过政事征询国人意见，通过表决看多数人的态度，君主决定弃取的情况，但都没有成型。有人说这是原始民主制的遗存，但实际上占主导地的是“国”不可贰（不得有两个政治中心）和“君命无二”。
越往后，王权专制在体制上逐步完善，功能覆盖整个社会。王权专制体制对社会资源有最高掌控权，其功能远远超越社会力量，这个以君主为核心、以权力为依靠的庞大的利益团体，其体制是很难突破的。改朝换代，体制基本不变。
第二，占主流的社会观念起了巩固君主专制的作用。西周已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没有受到挑战，天子独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诸子百家兴起为另辟蹊径探索体制问题提供了机会，但战国的客观现实是诸侯纷纷称王，是王权专制进一步强化。《庄子》的某些篇有突破性思考，但他们寻求的出路是社会人的自然化，这对现实的王权专制构不成改造力量。农家主张君主业余化，同样没有实践意义。其他显学争的固然很激烈，但争的是实行什么样君主专制。
秦始皇的帝王体制是先秦政治观念的集大成，以后百代都是沿着秦制做些加减而已。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形成之后，既不允许对体制进行正面挑战，也没有观念再思索的客观条件。虽然无君论一直没有断线，但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窃窃私语。佛家本来是不敬王的，但到了中国，它必须尊王。否则会召来沉重的打击，甚至多次出现过由王发动灭佛的大动作。
就实而论，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体制上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被帝王视为维系帝王体制的命根子。一个“三纲五常”就在观念上把人们牢牢套死。“三纲”不破，怎么会有王权专制体制的根本变革？所以，大一统的王权专制体制和主流观念的配合，是君主专制长期化的主要原因。
凤凰评论《高见》：我在阅读白钢先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总论卷的时候感觉，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一直在自我强化，对于民众的压迫也在逐渐加深。鸦片战争是列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有学者认为，列强的野蛮行径可以谴责，但是，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仍然会继续维持君主专制体制，国门也会继续封闭。对于这一观点，你怎么看？
刘泽华：我大体同意这一见解。明清时期王权支配社会的大格局是一贯的，即使有一些因素在冲击王权支配社会这个格局，但力量远远不如专制王权。事实摆在那里，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格局很难有新的突破。
近代文明的扩张几乎都与暴力相伴，其实古代先进文明的传播何尝不是如此。我认为应在矛盾中陈述西方列强的侵入。挨打之后觉醒了、求进步，比老处于梦中浑浑噩噩要好。设想不“侵入”是不可能的，“侵入”的同时也被拖进了近代化，两者不都能否定，只讲一面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某种意义上，我更看重被拖进近代化的历史意义。中国人很聪明，开始是被动的近代化，时间不长就主动地投入，经过曲折的磨难而取得了今日辉煌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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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道统”，何为“法统”？中国的传统士人中，是否存在“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为什么一致颂圣？
前不久，凤凰评论《高见》带着这些问题邮件专访了刘泽华。刘泽华先生是我国著名政治史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著有《中国的王权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等著作，并参与撰写、主编了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化，儒法之间的历史关系，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作用等问题，刘泽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此为专访上篇。
访谈嘉宾：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道统论证不了政权的合法性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书中对于“道”有一个定义，“概而言之，指宇宙本根、规律、理论原则和道德淮则等”。现在很多人讨论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等问题时，经常运用到“道统”、“法统”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所指又比较模糊。在你看来，什么是“道统”，什么是“法统”？
刘泽华：用“道统”论证一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从历史进程说，有诸多问题。
说起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依据问题，最先西周兴起的是天命说，这一理论贯穿整个古代历史；其次是春秋以后兴起以有道代无道说，这一理论与天命说相配合，贯穿古代，近现代不讲天命了，但还持以有道代无道说；再次是战国兴起的五德更替说，影响很大，但到魏晋之后此说衰落下去；第四，东汉班固提出“正统”观念，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辨析正统，以蜀为正统，以魏、吴为篡逆。正统论影响至今。
道统这个概念始于北宋，但直到朱熹才上升为儒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具有神秘性和极强的排他性。问题不在于道，诸子百家都讲道，也都主张以有道代替无道，朱熹的道统把“道”独占了，所以关键在这个“统”字。道统不是泛称的儒家或儒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传承，而是儒家中传承儒家“道”的特定的圣人、贤人。朱熹排的道统是：“自唐虞、尧、舜、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迨于宋朝，人文相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再后就是他本人了。（朱熹：《近思录》卷十四。）
陈亮曾就曾揭露“道统”说的私密性，明清之际的费密对“道统”说，也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1903 年《国民日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道统辨》的文章，其结语是: “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学派贵分，道统贵合；学派尚竞争，道统尚统一；学派主日新，道统主保守；学派则求胜前人，道统则尊尚古人；宗教家有道统，学术家无道统也。吾非谓宋儒之无足取，吾非谓理学之不足言，不过发明宋儒之学为学派，而不欲尊宋儒之学为道统耳。”
朱熹倡导的“道统”是按照他的标准讲儒家的传承，符合他标淮的大儒，才能进入“道统”之列。朱熹之后，儒家内部为争谁能进入“道统”之列，打得一塌糊涂，主要表现在谁能入孔庙陪祭。这个事情儒家内部无法解决，只有靠皇帝来决定。
由于元朝之后把朱熹倡导的理学，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道统这个概念既含有谁是儒家正统传人，又有意识形态的意义，从意识形态角度说，“道统”就成为论证朝代合法性的理论之一。陈栎（元代）在《定宇集》卷十《答胡双湖书》里讲，“二帝三皇时，治统与道统合，圣贤达而在上，道明且行，此时经即史、史即经也。帝王往矣，治统与道统分，道统寄于孔孟，穷而在下之圣贤，道虽明不行矣，是后经自经、史自史也。”这是儒者比较早论述道统与治统的关系。
面对当朝帝王，儒生多半歌颂治统与道统合一。就拿朱熹来说，他把三代以后的历史全否了，但面对宋朝，尽管也有诸多批评，但总体上却是“圣”呀，“圣”呀，称颂不止。汲汲求于在朝的儒生和在野儒生可能有些差别，在野的和一些儒者隐士可能高扬道统，但正如明末著名儒者刘宗周所言：“臣闻古之帝王，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故世敎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久安长治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统之任，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线，而功顾在万世。又千百余年，有宋诸儒继之，然人自为书，家自为说，且遭世丧乱，为力愈以艰已，而究之治统，散而无归，则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纵聪明，即位之后，即表章朱熹之学，以上溯孔孟，直接尧舜以来相传之统。”在刘宗周看来，三代以下，孔孟等等“亦惟是托之空言，以留人心之一线”而已，即使到了宋代诸儒也不过是“人自为书，家自为说”，只有洪武皇帝才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其实在帝王眼中，治统与道统合二为一，他们就是两者的体现。嘉庆说乃父乾隆“心法、治法、道统、政统，靡不赅备”。
“法统”这个概念在古籍中未检索到，这个词是随着近代立宪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形成了法统观。政统、治统是唐出现的概念，讲的政治规范、律例等。有“唐帝王政统”之说，元朝忽必烈称，“朕新即大位，肇统万机。国事实为未明，政统犹惧多阙。”“治统”大约出现宋朝，与“政统”基本是同义语。其核心都是讲三纲五常。
新儒学常常把道统与政统、治统和法统二分，强调道统的独立性和对政统的制约性，严格说不淮确。一来，道都归于儒家门下，这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二来，道统的“统”更狭隘，由神秘兮兮的若干人体现，与政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汉武帝之后儒家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一直到宋代没有体现道统的儒者，道统当然说不上有什么作用，怎能制约政统呢？以道统确定政统是否合法，完全是儒家程朱理学派的一家之言。现在诸多学者推而广之，实在太任意了，不可取。
“从道不从君”不是儒家主流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很多搞儒学的人，一般都会强调历代士人“从道不从君”的一面。不过《中国的王权主义》里讲，“以往学者对道的论述，特别是新儒家，大抵多强调道的理性规范和批判意义，强调其理性的独立性及其与王的二元关系，对道的王权主义精神很少论及。就历史实际而言，我认为这类看法有极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忽略了主要的历史事实”。你强调，道、王二分是相对的，道对王起着整合作用，同时又为王提供了一个新的武器，得道即能王天下。王对道的占有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更应注意道本身的王权主义精神。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道相对于王的独立性。但是，中国的很多朝代，又不乏以道侍君的例子。那么，中国的传统士人中，是否存在一个“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和文化传统？
刘泽华：“从道不从君”是荀子提出的，在历史上的确有一些人实践了，这其中有不同的情况：一是如方孝儒、海瑞等等为数不多的人，宁肯被杀头，就是不从君命；二是道不同而退隐，如东林党的一些人。其实他们不是反皇帝，而是反对阉党；三是一些假冒名节拒绝出仕，这些人多半是自抬身价，很荒唐。所以实际情况的很复杂。
如果说“从道不从君”是政治、文化传统，那也是很有限的一个小传统。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儒家是坚定的尊君论者，他们主张的“道”的核心思想就是尊君，尊君的主流是“君命无二”。撇开儒家的思想体系，“从道不从君”的确很了不起，但置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他们又强调“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天是泛宗教性的崇拜对象，而天子则是这个泛宗教的教主，其他宗教基本都处于王权之下，司马光的说法大体代表了儒家的主流认识，“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类似的表述多多，与“从道不从君”形成悖论。
其二，“天王圣明”这个词是儒家提出的，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它有覆盖性的政治、文化意义。我曾写过《天、道、圣、王四合一》、《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等文，论述了王不仅占有“道”，很多情况下王就是“道”的体现。王者参通天地人，“天胙之，为神明主。”“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五帝精。”帝王通神或即是神。以明代大礼仪之争为例，明世宗嘉靖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登基后不顾礼制，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睿宗，由此引起了“大礼仪之争”。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生父只能为皇叔考，另一些人为了迎合世宗心意，上书应尊兴献王为帝。双方争论激烈，朝臣二百余人跪于左顺门前表示抗争，认定不合儒家之“道”，激怒了嘉靖，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七人。按说，嘉靖是违背儒家的“道”，嘉靖颁布《明伦大典》，宣布“非天子不议礼”，他的旨意就属礼，就属“道”。大臣张璁总结是：“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义，皇上一人而已。”说的多么直白，皇上就天理人心、中正仁义的最高权威。
其三，儒家以修齐治平为最高追求，那就是积极参与政治。但政治最高权被君主独占，儒生们进入仕途，更多是追求利禄，班固把问题说的十分透彻了。
其四，在皇帝制度、等级制度、父家长制度综合因素下，几乎整个社会成员都有程度不同的主奴综合人格，特别是拼命挤入仕途的儒者官僚，表现的更为突出，哪还会有“从道不从君”的勇气。
其五，言官制度似乎为“从道不从君”开了一扇门，实际情况决不如此。言官是君主体制下的一种官僚，有些言官敢于犯颜直谏，但大都冒着被惩处的危险，真正冒死进谏的为数甚少，就连最著名的魏征总是采取“顺谏”，先把唐太宗抬得高高的，皇帝如何圣明云云，而后再说自己的建议，而且多半要加上以待斧钺。汉武帝、朱元璋都说过，士人不为所用，留着干什么？要加以惩处、直至处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从道不从君”能有几何？
儒生们常常把“道”举得高高的，但对本朝和当头帝王，多半高高颂扬，批判多用于针对他朝和他王。当然其中不乏以史为鉴和影射含义。现在一些学人把“从道不从君”说成是儒家的主流，离历史事实太远了。历史上有多少儒生官僚，看看其中的多数是如何玩官场的，有几个是“从道不从君”的？提倡这一观念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能视为历史上儒家的主流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观念是荀子提出的，但道统畅行之后，把荀子视为杂学，荀子却被革除教门，从孔子陪祀区剔除出去。
凤凰评论《高见》：你强调，包括儒、法、道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都有尊君的思想，这是否可以说明，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这种尊君有一定的合理性？
刘泽华：是的，在古代尊君有一定合理性。1988年的《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也曾就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对重大的历史现象，既要探讨它的必然性，又要讨论它的合理性。君主专制制度有没有合理性呢？我们只能说，它有可能为社会进步提供条件，即有合理性的因素。所谓为社会提供条件，主要指如下几方面：
其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般说来，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君主专制体制与统一一定范围内相为表里。这种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进步是有利的。
其二，君主专制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用于社会发展，无疑会对历史进步有重要意义。
其三，君主专制下，权力极端集中，如果集中的权力和好的政策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
从历史事实看，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在某些方面对历史的进步是起过有益的作用，如中华民族的形成，地域的扩大，某些有利于经济恢复（相对于它的破坏而言）和发展的措施等。”
不过，反对君主体制的观念尽管不占主流，但一直也在流行，这就是虚君观念和无君论。先秦战国时期的农家就是虚君论，他们认为君主也应该自食其力，君主的职能应该是业余的事物。无君论无疑对君主制有更猛烈的批判。
关于君主专制的目的性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的性”问题不是史学家主观强加给历史的，而是历史本身的问题之一。单纯从理论上说，有关“目的性”的说辞十分动听，比之“为人民服务”一点也不逊色，如“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爱民如子”等等，数不胜数。但“目的性”不是一个说辞问题，须有成套的制度作保证，否则就多半流为假话、大话和空话。君主专制体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爱民如子”的，这点早就被韩非揭破。当然也不是说专制体制下没有一定程度上力求以“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中国历来是人治为主，在特定的人治之下，也会有较好的政绩，可圈可点。不过总的说来，人治中实施“以人为本”的很少。
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上立了大功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先秦思想家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外设计出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而是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欧洲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从封建到君主专制，然后到民主。欧洲从封建过渡到君主专制，但是君主专制的时间都不算长，而中国从秦朝建立之后，严酷的君主专制竟然绵延两千多年。这一历史，堪称世界之最。为什么王权专制主义荼毒中国这么长的时间？
刘泽华：这个问题要分几个层次说：
首先，不能只说王权专制主义“荼毒”一面，正如前边已经说过的，王权专制也做过一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大事；
其实，王权专制不是从秦开始的，在秦之前也有程度不同的王权专制。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殷商之前王权专制就逐渐形成。到了商代，从文献和甲骨文记述情况看，王权专制基本形成。甲骨文中的殷王是与“上帝”对应的“下帝”，有的王直接称“帝”。《书•汤诰》虽晚出，但同《曲礼》表达的都是大权独揽，要听天子一人的命令。秦的王权专制是对之前历史的集大成和进一步发展。
再者，王权专制主义统治这么久，主要有两点：
第一，从进入文明期，中原大地就走上王权专制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体制。即使有些其他的苗头，比如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有过“副贰”现象（诸侯有副职），也有过政事征询国人意见，通过表决看多数人的态度，君主决定弃取的情况，但都没有成型。有人说这是原始民主制的遗存，但实际上占主导地的是“国”不可贰（不得有两个政治中心）和“君命无二”。
越往后，王权专制在体制上逐步完善，功能覆盖整个社会。王权专制体制对社会资源有最高掌控权，其功能远远超越社会力量，这个以君主为核心、以权力为依靠的庞大的利益团体，其体制是很难突破的。改朝换代，体制基本不变。
第二，占主流的社会观念起了巩固君主专制的作用。西周已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没有受到挑战，天子独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诸子百家兴起为另辟蹊径探索体制问题提供了机会，但战国的客观现实是诸侯纷纷称王，是王权专制进一步强化。《庄子》的某些篇有突破性思考，但他们寻求的出路是社会人的自然化，这对现实的王权专制构不成改造力量。农家主张君主业余化，同样没有实践意义。其他显学争的固然很激烈，但争的是实行什么样君主专制。
秦始皇的帝王体制是先秦政治观念的集大成，以后百代都是沿着秦制做些加减而已。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形成之后，既不允许对体制进行正面挑战，也没有观念再思索的客观条件。虽然无君论一直没有断线，但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窃窃私语。佛家本来是不敬王的，但到了中国，它必须尊王。否则会召来沉重的打击，甚至多次出现过由王发动灭佛的大动作。
就实而论，儒家在巩固王权专制体制上是立了大功的，所以被帝王视为维系帝王体制的命根子。一个“三纲五常”就在观念上把人们牢牢套死。“三纲”不破，怎么会有王权专制体制的根本变革？所以，大一统的王权专制体制和主流观念的配合，是君主专制长期化的主要原因。
凤凰评论《高见》：我在阅读白钢先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总论卷的时候感觉，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一直在自我强化，对于民众的压迫也在逐渐加深。鸦片战争是列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有学者认为，列强的野蛮行径可以谴责，但是，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仍然会继续维持君主专制体制，国门也会继续封闭。对于这一观点，你怎么看？
刘泽华：我大体同意这一见解。明清时期王权支配社会的大格局是一贯的，即使有一些因素在冲击王权支配社会这个格局，但力量远远不如专制王权。事实摆在那里，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格局很难有新的突破。
近代文明的扩张几乎都与暴力相伴，其实古代先进文明的传播何尝不是如此。我认为应在矛盾中陈述西方列强的侵入。挨打之后觉醒了、求进步，比老处于梦中浑浑噩噩要好。设想不“侵入”是不可能的，“侵入”的同时也被拖进了近代化，两者不都能否定，只讲一面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某种意义上，我更看重被拖进近代化的历史意义。中国人很聪明，开始是被动的近代化，时间不长就主动地投入，经过曲折的磨难而取得了今日辉煌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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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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