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中那种民族情绪实际上是中国开始转变的一种信号，它把这种东西喊出来了，要不然西方就以为中国所有年轻一代都跟着他们走了。

但对这两本书最大的责难可能就是，你们公然宣扬当下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在西方话语里，民族主义已经是个贬义词。

宋强: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概念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应激性的，你看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都是这样吗？所以我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人民立场的爱国主义。

黄纪苏: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新左派”等等，这些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太简单化了。如果认真看这本书，你真的很难去定义。

“中国要有大目标，精英要有大承担，这才是这本书的核心。”

《中国不高兴》讲的其实只是一些常识而已，普通民众对中国未来格局的常识性思考，比如“持剑经商”。

黄纪苏:我们说的就是常识，比如国与国之间就是利益。

宋强:很多常识大家已经不认同了，我们只是把常识恢复一下而已。比如国际关系，就是利益，但许多人把我们弄得一头雾水，连这个简单东西都忘记了。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前几天在采访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时候，他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为其他国家主持公道。

黄纪苏:王小东用的一个词我觉得特好，就是“天命所归”，就是毛主席以前说的，中国要对人类社会作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后来也说到，这个目标要等到下个世纪中国成为中等强国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在“下个世纪”了。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它只要存在必然深刻影响这个世界，也要参与管理世界中去。你这么个文明体，不承担这个任务也得承担，你不可能让新加坡去承担吧。中国要确定大目标、大任务，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由不得你。但我们的精英们呢？他们没有这个目标，也没有动力推动中国去干这个事情，他们还在那儿醉生梦死。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你对世界历史和人类要承担义务，这是一个现实。中国要有大目标，精英要有大承担，这才是这本书的核心。

宋强:我在书里也说了，中国这么大一个文明体，你不是压垮这个世界，就是再造一个世界，要不然你就别混了，而我们当然选择后者。

但有人会站出来骂你们，做出头鸟，让外国人找到“中国威胁论”把柄。

宋强:你不挑战现有世界政治格局，你就得出局，很可能带着整个人类出局。我要说，我们要打倒拳王，也要打碎拳坛，这才是抱负。我们要改造世界体系和注定要被淘汰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但大家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黄纪苏:官方可以回避，但是作为我们民间的立场，就应该直接面对。可惜，知识分子也在回避，甚至在找理论如何回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知识精英在相当程度上体制化、官僚化了，他们不敢说中国话。他们出来说人话，我倒觉得奇怪。

“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

套用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的“反弹”概念，《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的民间思考和情绪，可能都是自然的“反弹”，13年前是对西方，今天是对中国内部的懈怠。

宋强:这种反弹非常正常。

黄纪苏:谈到中国和平崛起，我们当然希望一路起来和风细雨，什么事都没有。但你要起来，肯定要对世界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影响、冲击，你必定要得罪他们的利益。那我们准备好了吗？难道仅仅是靠谈判吗？多送点熊猫、建些孔子学院就行了吗？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望，现实并非如此。

但这样一种思考，目前只有民间的思考，很难从知识精英那里听到。

黄纪苏:当然，肯定是民间立场。我们的文化精英，一有点东西就赶紧去卖，但都是些小打小闹的东西。你坐下来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副副看破红尘的德性，就是瞎混，混点小名小利就完了。但越是这种心态，越做不出有气魄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想象和理想。这些文化精英说得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些话又在折腾，又是‘文革’那套，我们吃的苦头够多了。”

宋强:一说到我们的千年伟业，我们这帮知识精英就生怕吵了外国人午休似的，我就觉得这种心理是中国人特有的。西方人不稀罕这种东西，人家用不着，人家倒希望你们各个方面都能够把你们的真实想法讲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你们出这样一本书，并不在意影响官方立场，更想影响的人其实是知识分子。

黄纪苏:对，我希望知识分子来看这本书。如果他们对世界大势、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势能看清楚，他们可能就能做出一些更有创造性、更有气魄的东西出来。我认为许多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但却没有创造性，在我看来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埋没了，一天到晚在搞那些小东西，赚快钱。我觉得特别可惜。

包括知识分子。

黄纪苏:对，他们的世界观不对，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调整自己，还没有看清世界和历史的大势，所以生活在安逸里。有些精英吃饱了混天黑，我们就从民间角度，把大势说给他们听。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