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剑峰：《中国不高兴》“这书是刺激知识分子的”

作为一本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此书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这本已经被标签化的书，在他们看来，《中国不高兴》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看的。

《中国不高兴》是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通过批判中国现实、揭示中西关系来呈现以下主题——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作为一本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此书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这本已经被标签化的书，在他们看来，《中国不高兴》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看的，以用来“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

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反弹的标志之一，震动西方世界；2009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策划人张小波再次抛出《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再次向西方摊牌”、“为愤青而作”、“民族主义再次升温”……林林总总的标签式评价再次扣在这本必将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上，但《中国不高兴》的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除去出版社为宣传需要打出的广告噱头和书中情绪性的表达，《中国不高兴》可能比《中国可以说不》走得更远。几位作者通过这本书希望达到的需求，也许不仅仅只是表达中国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民间思考，刺激、惊醒浑浑噩噩的知识精英也许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热播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第16集中，团长龙文章对师座虞啸卿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这毛病，连师座都没逃过爱安逸的毛病——龙文章得到的是一记耳光

《中国不高兴》可能会令西方不高兴，但真正不高兴的也许是“安逸”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做出的反应当然不是扇作者的耳光，他们或拒绝拿起此书，或绕着圈子反驳，然后继续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对此，《中国不高兴》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本书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要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因为无论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用‘新爱国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人民立场的爱国主义。”

我的感觉是，《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可以说不》中个人情绪性的宣泄更强些，《中国不高兴》则在鞭策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要树立大目标。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你13年前批判的东西有变化吗？

宋强:我说那么多年了，大家都没什么进步，国事变化不大，思想界变化也不大，而且骂我们的人永远就是这些人，用的手段还是那一套。那些骂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口闭口就是自由民主，其实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必要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

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当时精英界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沉船心理”，就是中国这条船要沉了，大家赶紧要跑。

黄纪苏: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毫无信心，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经济还是在往上走，中国还有很大一个群体把中国往上推。

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种情绪，大家开始明白，我们跟西方是有利益冲突的，而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好老师、好恩人。当精英们开始对中国失去信心的时候，民间有一种反思:中国那么差、没戏，我们在世界格局中真的就这样子了吗？这种质疑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说不》出现了，把民间的这个声音说出来了。当大家都在跳船的时候，有人站出来说“不”，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心。

现在，中国比13年前各方面更加强大了，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不能到这就好了，不能就这么凑合了。中国要树立远大抱负，对世界要有担当，而且由不得你。

作为一本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此书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这本已经被标签化的书，在他们看来，《中国不高兴》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看的。

宋强:我想补充的是，1996年那样的大气候下，《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态，我后来也讲了，“对抗也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