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年代不是长远分离而是永久继承

每一年，总有一些人离我们而去，在另外一个世界，由他们组成的星空更为深邃和璀璨。现在，那片星空上又增添了这些名字:柏杨、浩然、谢晋、王元化、魏巍、贾植芳……纪念他们离开的方式，无非是我们早已熟悉了的那套模式:网站抢发新闻，博客第一时间发表纪念（或者八卦）文章，报纸刊登评论组织专版，网站制作专题，电视跟进报道。

令人应接不暇的2008，人们实在没有太多精力顾及这些文化老人的去世，这个名单里面，除了大众知名度更高一些的柏杨和谢晋引起传媒的普遍关注外，其他几位尤其是知识界和思想界泰斗级的人物王元化和贾植芳，引起的震动范围至多不过几万人几十万人，他们的离开可以用“默默地、安静地”来形容，但反过来想，这何尝不是他们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最好方式？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柏杨，活着的时候是一名战士，他的死也如同一颗子弹，射入至今仍让无数人沉浸其中的文化酱缸里。柏杨去世时，有人写下了这样的话，“柏杨的著作要慢慢读，但柏杨的名字，我们却要赶快镌刻于内心，在擅长遗忘的时代，别让他也成了过眼云烟。”柏杨最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两千余万字的文学和史学著作，更体现于在中国人的劣根性逐渐被美饰得近乎虚假的时候，再次揭了全体中国人的疮疤。自他之后，东施效颦者众，一时间批评国人也成了一股文化潮流，但柏杨和那些只会批判不会建设的人是不同的，虽然他也给不出如何让中国人不丑陋的最佳答案，但他的写作是带有尊严的写作，他的笔触蘸有浓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依然是他多年不变的“爱之深，痛之切”。

同样是高举批评利器，王元化却从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在某网站举行的2008文化人物评选中，给了他这样的评语，“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这样的评价我们很熟悉，它们同样被应用在钱钟书、施蛰存、巴金、沈从文等秉承传统和五四精神的文化精英身上，它们同样也是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最为稀缺的品质。怀念王元化，不如说是怀念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向王元化致敬，不如说是向这些大师级人物身上所具备的精神致敬。

将毕生奉献给业余文学爱好者的浩然，写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同样值得我们举起右手致敬，哪怕仅以文学的名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文字或温暖或鼓励过无数个少年，他们的名字曾被我们与理想捆扎在一起，在向未来许下愿望时一并说出。在我们的文学记忆里，他们足够胜任牵引者的角色。

在电影成为人们娱乐生活重头戏时，谢晋被推到电影大师的位置上来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把二十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对于那些吃着麦当劳玩着PSP的青少年来说，谢晋是一个遥远到近乎外星人的名字，而在他的年代，《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牧马人》等电影作品的观众人数，是《非诚勿扰》这样的贺岁片观众人数再乘以一百也不见得能超过的。

纪念是杜绝遗忘的一种良好方式。纪念是因为那些与我们告别的人，真的有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学识和品质。从这个层面上讲，告别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它不再是长远的分离，而是一种永久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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