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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0年前，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官倒”。当时中国的物价是双轨制，同一商品计划内的价格由政府定，计划外价格基本上随行就市。后者往往高出前者数倍，有权力背景的人便搞来计划内指标，一倒手以市场价格卖出，轻轻松松赚大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并轨了，赚了第一桶金的“官倒”们开始用别的法子挣钱了。
物价双轨制虽然消失了，但人力双轨制还顽强地生存着，好像没有很快消亡的迹象。我们在电视、报纸上常常能见这样的报道：农民工进城当临时工，干着与正式工同样的活，而且付出比正式工更多的汗水，却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而这类为民工权利呼吁的新闻，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正式身份的“编外记者”制作的，他们自嘲为“新闻民工”，同是编外沦落人，青衫湿了又如何？干得再好也朝不保夕，一有风吹草动，首先被赶走的总是这些没有保障的编外人员。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在任何社会中，保存歧视是性质上最垄断的领域，而对特殊肤色和宗教团体的歧视在具有最大竞争自由的那些领域却是最少的。”在中国，因肤色、宗教存在的歧视现象较少，因体制内外的身份差异而存在的歧视现象却很多，而歧视多发领域也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垄断领域。
因身份产生的职业歧视在中国古代也同样存在，科举时代官吏殊途，同样在衙门里做事，科举出身的官和在社会上招募的吏待遇有云泥之别。官员权力大待遇高，而宋江、戴宗这样的小吏哪怕能力再强，再敬业，职场内升迁的空间太小。编外人员来源和成分十分复杂，很难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就如某些电视台非正式员工也分三六九等，如中介公司聘用、部门聘用、栏目组聘用、临时来打几天杂等等。《水浒传》里的小吏既有宋江、戴宗这类地位相对稳固的小头目，也有李逵这类杀人越货、混进监狱警察队伍里的临时工——前两天有新闻报道说河南某地一个城管队长竟然是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新闻报道出事的多是编外人员，打人的城管一查是临时的，问煤窑主要钱的记者一查是临时的，报出假新闻的记者一查又是临时的。稍稍一想没什么奇怪的，正式员工是呆在衙门里喝茶拿钱的老爷们，出去维护治安或者看管犯人的大多是李逵这种临时人员，出事的概率当然大于正式人员，此其一。其二，因同工不同酬，临时人员付出更多的劳动在体制内得到的报酬却远远低于正式人员，当然要堤内损失堤外补。比如戴宗向犯人敲诈常例钱，宋江为黑社会当保护伞，向晁盖们通风报信，董超、薛霸拿高太尉钱财便答应替他半路上结果了林冲。
古代的官吏待遇差别之形成，好歹是基于一种程序相对公平的制度：科举考试。而今天的就业歧视不一定因年龄、教育程度的原因而产生，也不是因为职业准入制度的存在而产生，那些特殊职业如医生、法官、律师需要严格的准入制度，因资格考试而不能进入某一领域，绝大部分人能接受，那毕竟是技不如人。在石油、电力、烟草和新闻等垄断领域的就业歧视，并不是职业准入制度导致的。某些“新闻民工”之类的编外人员所具备的职业素养感以及所受的教育未必比在编人员差，甚至比他们强。因为取得体制内身份的途径往往既不透明，也不公平，许多人因与公权力的亲密关系而取得了体制内身份。
劳动人事制度甚至是更高层面的政治制度不做大的改革，仅仅靠严加管理，或者加大清退临时工的力度，很难从根本上治理行业腐败，维护行业形象。因为管江州城监狱的老爷们要么不干事要么不会干事，多数事情要让李逵这类以工代干人士打理。李逵上了梁山后，还会有同样没体制内身份的张逵、王逵们来填补其空缺。
物价并轨相对容易，而人力制度的并轨要艰难得多，因为需要打破的垄断不再仅仅是商业垄断。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
反思物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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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十年砍柴
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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