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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深圳打工者，起草了一份求助信发往深圳多家媒体，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8月7日《新民晚报》）。这样的求助信，当然不宜说成是“上书”；在一个平等的社会，是不应该有“上书”之说的。然而，收入不涨物价涨，低工资赶不上高物价，这种局面是必须“更正”的；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不能让公众在“收”与“支”两个方面严重失衡。
物价问题，看似经济领域的事情，实际上是社会深层矛盾的反映。早在今年3月，央行公布的一份问卷调查就表明，近九成居民认为物价“过高或偏高”。到了这个炎夏，更是“听取涨声一片”。楼市强力猛涨，肉、蛋、油、粮等商品的价格使劲往上拉升。中央迅速出手调控，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平抑物价——当居民深切地感受到涨价之痛的时候，政府就应承担“托底”的责任。
但是，平抑物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媒体要走正路，不能有意无意为涨价鼓与呼；商家要守住良知的底线，不可跟风哄抬物价；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不要以为自己发大财的机会来了；公众则有监督举报乱涨价的责任，须反映真实的心声。
许多事情，都是“出事”容易解决难，物价问题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近几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基本上已被支出的增长所抵消，所以不能高估消费者的承受力。去年末，当粮油价格“恢复性上涨”的时候，笔者曾刊文，说到要预防“物价上涨的多米诺效应”诱发通货膨胀。如今，各地政府如何稳定物价总水平？这是一道多解的智慧题，就看你是否真心实意向公众交出答卷。
从此前房价的暴涨看，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出台调空措施，可是到了下面往往被大打折扣。在各种涨价中，楼市房价的暴利疯涨，起了“领头羊”的示范作用。深圳一开发商甚至私下坦承：“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可是，许多地方政府从出让土地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甚至成了“第二财政”，官商在楼市上沆瀣一气，房价怎么可能降得下来？
刚刚开通的“京沪空中快线”，本来“坐飞机就像坐巴士，每半小时一班随到随飞”是个大好事，可是立马遭到公众质疑，为什么？就因机票打折鲜见了，公众担心航空公司结成“价格联盟”。民航总局作为负有监管责任的政府职能部门，出面否认“统一结算价格”属于“价格联盟”，但舆论似乎不买账；民航总局的“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今后的实践将给出证明。
而有的地方政府，看起来是在做“抑制物价”的工作，其实却是在维护自己的“名声”，弄个“大动作”来应付百姓的呼声。兰州市给拉面“限价”，干的就是这样的好事。这种随意干预市场价格的做法，结果往往帮了倒忙。政府的根本职能是维护好市场秩序，如果该管的不好好管，不该管的做做样子“管给你看”，那么，最终不仅百姓吃苦，由百姓构成的普通商家也照样吃苦，这就是“多输”。
平抑物价，让社会的物价水平运行在一个合理而多赢的水平，不是总理一个人的事情，全社会都应负起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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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迅雷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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