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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兰州市物价局“牛肉面限价令”，虽然大家已经明白那是违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法规，顶多只是“有姿势，无实际”的花架子，可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了虽然没用，总比不说好，至少表明了政府部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的态度。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这些朋友漠视政府公信力的价值和意义。
记得在三四十年前我们这里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以至于小孩子埋怨小伙伴不守信用，也会赌气地说“你不是中国人”。
再早个三四十年，那时候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布告，常常这样结尾：“本府本军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可见，作为政府部门，“言出法随”关系政府的公信力，实在是起码的要求。像牛肉面限价令那样无法“言出法随”的，说了肯定做不到的，就不要嚷嚷。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话算数变得无关紧要，政府的公信力遭到公然的漠视。下面两个骗子命运的“比较研究”，是漠视政府公信力的生动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冒充离休的人民解放军中将行骗，结果免予起诉。据“粤纪宣”报道，有一个“退休工人”，吹嘘自己“原是某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离休后被中央派来广东协助反贪工作”。消息说，省政府的一些干部，直至副厅长和厅长，也“上当受骗”，陪着这位“中将”先后到粤东的普宁、潮阳、汕头、南澳、潮州、揭阳等地巡视。那么离谱的骗局，却居然还有政府高官“上当受骗”，陪同巡视，真叫人叹为观止。
想不到事情败露以后，上级主管一方面认定行骗者“已构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从事招摇撞骗活动罪”，另一方面却以“客观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主观上已有悔改之意，且年事已高”等因素，“不再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上当受骗”、为虎作伥的厅级领导干部，则从轻认定“思想麻痹，政治敏感性不强，为招摇撞骗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造成了不良影响”，要求“认真吸取教训”了事，并委托他们“责成”最初把行骗者介绍上来后来升为处级干部的科长“作出书面检讨”。
第二个例子是冒充大军区司令的女婿行骗，被判刑15年。原来，广东省廉江市有个梁姓青年，冒充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婿行骗，以通过司令的关系替上钩的两位生意人搞“批文”为由，骗取80多万元“活动费”，以通过司令员帮其中一位生意人的儿子进入军事院校读书为名，骗取44万元“活动费”。事情很快败露，梁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我们是赞成严惩欺骗行为的，所以为法院的这个判决叫好。我们不理解的是，冒充中将的骗子，为什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上当受骗”以后客观上帮着骗子行骗的官员，为什么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
这里，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严重后果”如何认定。让我们比较一下两个行骗案例行为和后果之轻重。首先，冒充“中将”案的冒充程度要厉害得多，因为“中将”比仅有女婿身份的顶多是“上将的女婿”的人，位置重要。我们的社会总不至于颠倒了这个次序吧？
第二，从涉案金额来看，冒充“司令女婿”案高达百万元，冒充“离休中将”案至少也数以十万计，因为单是“某厅厅长、原副厅长、厅办副主任”及行骗者“一行五人，先后到普宁、潮阳、汕头、南澳、潮州、揭阳参观，所到之处，当地的领导或部门的领导均出面接待，陪同活动”，大家都不难想象那些“接待”和“活动”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
最重要的，是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损失。冒充“离休中将”案，因为有厅级现职官员陪同骗子到好几个县市视察，政府的公信力真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你想想，县市领导和群众知道现职厅长陪同要下面接待的“中央要员”，竟然是一个骗子，他们有什么感想？而冒充“司令女婿”案，除了两个生意人实在利令智昏以外，其他方面的影响要轻微得多。
可见，冒充“离休中将”案比起冒充“司令女婿”案，其后果和严重性至少是不相上下，可是冒充“离休中将”案，不但不把骗子送交法办，而且对于“上当受骗”为虎作伥的官员，一点严肃的行政处分也没有。这里关键的一句话，是“其行为在客观上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把民脂民膏的滥用和政府公信力的巨大损失当成“尚未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是一些官员信奉的叫老百姓万思不得其解的逻辑。政府的公信力就这样被那些位居要津的人漠视，你说可悲不可悲？
回到牛肉面限价令来，我们不能拿政府的公信力不当回事。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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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则柯
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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