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房是这样一种房子，它盖在农村的集体土地上，并向城市居民出售。所谓“野”，是指它没有政府颁发的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但市民们为什么冒险买这种房子呢？一位接受采访的市民言简意赅：“买这个房子是没办法，商品房买不起，又没房子住。”据央视国际介绍，济南市区商品房每平方米至少要卖4000多元，但“野楼盘”的售价一般都在1000到2000元左右。显然，“野楼盘”的走俏有力冲击了市区商品房的市场，而后者包含了地方政府的巨大财政利益(亦即那巨大的土地出让金)，这就不难理解济南市为什么要对1000多万平方米的“野楼盘”痛下杀手。这不是“谁动了我的奶酪”，而是谁竟敢动我的奶酪。果然，“野楼盘”的拆除使得商品房的价格飙升，也是据央视国际报道：每平方米“涨了将近1000元，最高达到了6000多元一平方米”。

不让市民购买1000多元的楼盘，要买只能买6000多元的。这每平方米差价5000元的“奶酪”，得益者有二，一政府，二开发商；损益者也有二，一买房的市民，二卖房的农民(亦包括参与其中的开发商)。这样一个利益格局，谁强势谁弱势，一清二楚。现在各地政府张口闭口都是民生，试问，有便宜房不能买而只能买贵房是什么民生？把辛苦盖起来的高楼给摧毁，又是什么民生？听其言而观其行，民生原来只在嘴皮上，行为却是在破坏民生。

当然，济南市的行为有其现行法规上的依据，农民不能将自己的土地转用于各种非农业的用途，包括自己的宅基都不能用于商品房之类的开发，除非政府批准。因此，那些小产权房从土地管理的层面来说，属于违法用地。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可以究诘：符合法规的未必符合法理。就农民违法用地而言，如果土地是他自己的财产，流转也好，买卖也罢，都是他的自由且和法律无关。法律，尤其在其法理的意义上，应该保护这种自由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洛克在《政府论》里讲得很清楚，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每个人的财产。那么在产权的意义上，农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非国家所有。所谓集体即个体的集合，如果以村为单位，这个集合起来的村民就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财产如何使用，在法理上，其他力量包括国家力量都没有权力干涉。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农民在土地上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和使用权事实上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这种状态一则表明农民并没有真正拥有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另则表明根据该状态制定的法规经不起法理层面的推敲。

回到民生的话题，今天我们如何谈民生。如果这个问题落实到农民身上，最大的民生就在于如何真正落实农民的土地产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其民生的根本。这一点，中国民生理论的首创者孙中山有其深刻的体认。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就是“耕者有其田”。此“有”即“所有”，它是使用和拥有合一的“所有”。应该说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且不论其改革方式，至少它就是让农民拥有土地。可是，以后的历史发展则流变为农民名义上的所有。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代才扭转，被称之为“第二次土地改革”的家庭承包制(它也是不合当时的现行法规)，使得农民在土地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现在，面对全国各城市大量出现的小产权房，“第三次土地改革”的必要已经呈现在眼前。这三次土地改革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作为历史的一个必然趋势，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一百年前孙中山的愿望。

在历史的大走向面前，小产权房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明智者可以默认它；不智者可以禁止它；愚蠢者却可以摧毁它。小产权房的命运目前维系在权力手中，但看权力本身在历史演变中愿意扮演一种什么角色。不过我要提醒的是，目前那些没有产权的小产权房也是人类物质劳动的结晶。不管是谁，敢于和人类的物质劳动作对(就像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大批量销毁粮食一样)，那肯定是对人类的犯罪。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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