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组织，因此被广泛称之为“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

研究计划横跨民主、共和两党，由里根总统时代的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克林顿总统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Tony Lake)担任共同主席。这一研究计划历时两年多，有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既跨两党，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报告一经发表，不仅引出了美国各方面的关注，其影响也很快传到了大西洋的另一端，欧洲。

集体创作21世纪的“X文件”

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外交官的乔治·凯南给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X文件”的报告。凯南在报告中提出要对当时的苏联共产主义实施“围堵”策略，以保障西方民主自由的安全。以这份“X文件”为起源的美国外交政策主导了长达45年的美苏冷战。

现在冷战结束已经多年，美国还没有出现另外一位凯南式的战略家，而当今的国际局势又迫切要求美国制定一个具有凯南“X文件”那样具有宏观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国际战略。普林斯顿计划的组织者们因此希望聚合各方面的力量与智慧集体创作一份新的“X文件”，引导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战略。

报告指出，和冷战时期不同，美国今天不再面临像往日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其所面临的是一系列的威胁，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并且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能够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了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

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那样的组织已经临近破产，失去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必须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得它们能够适应当代的需要。联合国安全常任理事会尤其必须加以重组，把其他一些大国包括在内，如印度、巴西和日本。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当得以修正。在现在的状态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决议案都具有否决权。普林斯顿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报告建议，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宜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而在那些只具有宣言性质的议案上，否决权仍可保留。

主张用“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

报告认为，要改革现存国际组织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些大国都会强烈反对以保持自己的否决权。因此，报告建议，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就干脆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代联合国。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民主同盟”也可先被用来对联合国的改革施加压力，但如果联合国在压力之下还改革不了，那么就取而代之。

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会对同盟内的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证公民人权，等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这些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同盟”就有义务干预。

“民主同盟”是这份报告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民主同盟”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

不难看出，这个概念是整合了欧洲的历史经验和美国的现实需要。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欧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在1851年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同盟在保证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方面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从现实层面来看，在冷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克林顿政府的国际战略以经济主义为主体，而布什政府则以军事主义为主体。对普林斯顿计划的组织者来说，这些战略都没有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用“民主”概念综合各种战略长处

“民主同盟”战略可以说力图用民主的概念把各战略的长处综合起来。例如，“民主同盟”既有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成分，要用接触政策来诱导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使这些国家朝着“民主同盟”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报告不提倡单纯“围堵”的做法，既要鼓励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给中国应当享有的国际空间，但同时也要诱导中国的变迁。

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括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一方面承认主权国家，但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义务的时候，国际干预就有了合法性，甚至是武力干预。

应当说，“民主同盟”的概念和以往的“民主联盟”概念很不相同。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一直在努力构建所谓的“意愿联盟”或者民主联盟。但很显然，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忽视了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但“民主同盟”的概念是要整合所有民主国家，协调同盟内部的利益，来应付非民主国家所导致的问题或者所谓的国际威胁。

普林斯顿计划要应付的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者威胁。但其所设想的解决方法则是有违全球化大趋势的。成立“民主同盟”，当然就把很多国家排除在同盟之外，内外有别。问题是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各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再者，普林斯顿报告也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否原封不动地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有待于观察。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计划超党派，反映了两党所关心的议题。这个计划又以民主为其组织原则，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在军事、政治和贸易等政策上，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内外有别。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兴趣实际上已经大减，而不断倾向于依赖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民主同盟”的策略实际上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较之冷战以后美国所提出的其他各种国际战略，“民主同盟”战略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如果“民主同盟”成为美国的世纪新战略，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会是个严峻的挑战，包括贸易、政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凤凰视点）

郑永年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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