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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社会事业：税负痛苦能否转变为国民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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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财政必须将相当一部分资金重点用于加快基础设施、修建大工程等经济建设方面，作为福利财政返还给民生的比例不高，即“建设型财政”。但长期而言，使得整个国民财富向政府倾斜，使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经济靠政府投资拉动，所谓拉动内需变成了政府替国民花钱的局面。国强民不富会加剧终端消费的不足。[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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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强调与重视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推进，从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扩大到社会保障体系欠账较多，自经济拉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至创新领域的动力匮乏，皆为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上述这些矛盾愈加凸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挖掘内生潜力成为中国当务之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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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税负高达40%～55%(美国还是其中较低者)，且税类繁多；但与此同时，其公民也享受着终身福利，从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到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这些国家表面上宏观税负高，但是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因此，高税负没有带来“高痛苦指数”，而是带来了“国民幸福指数”。[详细] 这种“从摇篮到坟墓”全程覆盖的国民福利体系，曾经被认为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和民本执政理念的确定，一个覆盖越来越广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详细] 当然，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个健全的、适度的、良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所谓健全，是指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色、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使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所谓适度，是指要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详细]
而所谓良性，则是积极促进的社会保障体系。据WTO数字，芬兰、瑞士、比利时、丹麦、瑞典这些高福利国家位居世界各国自杀率的前十位。重要原因就在于过高的福利政策滋生了懒汉，拥有物质享受却找不到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消极的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致使“福利依赖”心理的滋生，进而影响社会的进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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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代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阐述，“社会变革”、“人类可行能力”、“人力资本”和“繁荣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种普遍的联系”，诸如“基本的医疗保健”这样的社会变革，“确实能增强人们享受有价值和更有保障的生活的人类可行能力”。这些可行能力的增加又会“扩充人力资本”，即“改善人们的生产力和就业素质”。[详细] 实践证明，良好的社会保障使得社会成员适应时代变化的承受能力明显增强，个人自主择业的权利和自由发展空间显著扩大。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社会的“稳定器”，而且还发挥了促进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功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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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权利的实现，就公民、社会和国家而言，没有此消彼长，只有多方受益和全面共赢。如果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因社会财富再分配提高了消费能力，就可以相应增加在培训、发展技能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就能增加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的机会。而高素质的国民会成为新财富的创造者和纳税人，社会将因此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回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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