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澄则强调减税是关键。他指出:“在分配中注重公平，应体现为将大量的低收入家庭排除在纳税人群之外。从2008年3月1日开始，个税起征点从1600元提到2000元，这惠及工薪阶层，体现了中央重点照顾中低收入者的政策意图。”

刘澄认为，涵养税源，提高老百姓的纳税持续能力，能够为社会培育更多的有纳税能力的群体。如果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因减税提高了消费能力，就可以相应增加在培训、发展技能和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就能增加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的机会。而高素质的国民会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和纳税人，社会将因现在的减税行动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回报。

曾国祥则指出，我国目前的税收负担存在结构性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感受到的税负差别很大:其一，产业不平衡，上游产业的税收负担相对比较重，如采矿业、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负担相对最轻，如餐饮等服务业；其二，地区不平衡，发达地区的总体负担相对轻，落后地区的总体税收负担相对重；其三，阶层不平衡，收入越高的人税负相对轻，收入越低的人税负相对重；再者，同一个税种，不同的企业税负也不一样，这是由税收政策造成的，如高新技术企业、经济特区的企业税负就比较轻，而普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税负就重；此外，中国主要征的是生产、投资和流通领域的间接税，这不利于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来要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而在现行税收管理体制方面，从省到地方，国税局和地税局两个税务局也加重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加大了征税成本，需要逐步调整改革。

税负如何

转化为国民幸福

“作为纳税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在《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一项调查中，49.4%的人选择了“政府把我们缴的税用到哪儿去了”。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但是预算支出的透明度和效率却依旧难以衡量。

尽管关于税负的许多问题都一时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却始终是大家的共识，即税收取之于民，故应合理、透明地用之于民。

以北欧一些国家为例，他们的税率高达40%~50%，且税类繁多，但与此同时，其公民也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从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到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众大多乐于交税，因为他们知道，税交出去，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这些国家表面上宏观税负高，但是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因此，高税负没有带来“高痛苦指数”，而是带来了“国民幸福指数”。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与此同时，民众福利却有较大改善余地，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一直是突出的问题，与之相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等。

对此，刘佐推崇严格的财政预算审核制度:“发达国家对财政预算审核比较严格，有很详细的安排，预算外开支是不允许的，而且预算不是行政官员自己能决定的，必须通过讨论，听取各方意见后才能最后确定。每一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审核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税负低并不一定是好事，它可能意味着国家经济落后，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合格的公共产品。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税负高低，而在于税收的收入和支出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