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舆论较量

哥本哈根会议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大集团之间的博弈，核心矛盾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路线选择、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矛盾。尽管达成框架协议非常艰难，但国际社会中还是有强大的政治意愿支持，希望在共同愿景等大的框架中达成共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为以后谈判留出余地。整个气候大会过程让我们遗憾地感受到我国公共外交和舆论传播的不足，使中国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面对西方媒体指责时，常常被动，疲于招架。

《卫报》与中国官媒

此次大会意义重大，国际媒体异常重视。英国《卫报》称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和美国大选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媒体盛会，也是近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多媒体事件。据统计前后共有来自180个国家的5千多名记者蜂拥至哥本哈根。英国广播公司（BBC）派出35人的报道团队，《卫报》派出了包括环境记者在内的8人团队。而且每家报纸还有网络记者、博主、音像记者、制片人、分析家和推特(Twitter)用户。西方发达国家有些报纸还出版了自己的“绿色报道”。发展中国家也首次派出了记者，中国、印度、巴西共派出记者近300人。最有影响的恐怕要算是英国的《卫报》。《卫报》是最早揭露“气候研究门”的报纸。在会议第一周，《卫报》揭露了《丹麦文本》。会议第二周谈判进入胶着状态，又是《卫报》披露联合国气候变化机构的研究报告，称即使目前各国完成所公布的减排措施，全球也得升温三度。会议结束后《卫报》又发表署名文章，对我国在气候变化会议上的努力泼脏水。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卫报》的报道，可以说不是一般的新闻报道。它从一开始就和西方政客们密切配合，设计了四个环节。第一环节，从2009年12月8日和9日开始，《卫报》连续报道“泄密文件”——《丹麦文本》。第二环节，开始挑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2月19日《卫报》发文称“有两件事情出乎中国意料：一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突然‘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不再那么合适了；二是中国被美国的谈判战略击败了”。第三环节，《卫报》把矛头从发达国家身上转移到中国身上。12月20日，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长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Miliband)在当日出版的《卫报》上撰文，点名抨击中国领导“劫持”哥本哈根会议，阻止重要的减排协议通过。最后环节就是最终目的，把大会失败的罪名推给中国。12月22日，英国人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在《卫报》的报道中称：“当时我就在现场，所以我知道中国如何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协议。”该作者的证据之一是：18日晚上20多个国家首脑召开闭门会议，但让他“震惊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没有屈尊出席，只派了一名低级别的外交官与会。这名外交官言辞粗鲁，席间他要给他的上级打电话。”此后，《卫报》记者继续发表对中国的批评，称国际检测让中国感到担心，唯恐暴露国内问题等等。

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卫报》在气候大会期间的作用。马克·莱纳斯是马尔代夫政府顾问，我们可以联系一些小岛国在大会前后的表现来看这位顾问的影响，他利用这些岛国的活动挑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位先生当然还要和西方一些政要坐在一起，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指标来混淆是非，并发表文章把压力转到中国身上。《卫报》从造势开始，到设置新议程，再到煽动炮轰中国，是西方一些政客利用公共外交与媒体制造舆论和影响进程的范本。

相比之下，在会议关键的几天中，虽然中国代表团几乎每天都有新闻通气会，何亚非副部长12月11日、特别是17日的新闻发布会，也有效果。但整体的舆论研究缺失，特别是在关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8日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个披露《哥本哈根协议》。之后的几天内，当谣言四起，传说不断的时候，我们既没有政府发言，也没有代言人发声。如果要说话语权，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其实我们的媒体工作者也想替政府代言，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12月24日，新华社才发出《温家宝哥本哈根斡旋内幕》一文，反击西方指责。此时早已过了“第一时间”，在国际社会，不该有的对我国不利的影响早已形成，我们怕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占据道德高地了。

澳大利亚学者罗斯·格兰杰(Ross Grainger)最近撰文指出，对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而是中国尽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乐意达成一个最好的绿色协议，但又如何成了国际社会上关于会议失败舆论的替罪羊。认真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近二十年来可以说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几乎没有片刻喘息机会，总结一下西方舆论，有人说几乎可以编一本《折腾中国的千百个理由和做法》，这样一本书也许会成为畅销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国际舆论又把中国折腾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