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之都的转型阵痛

除了政策的驱动外，深圳的民营草根企业的发展，还有着独特的产业土壤。

毗邻香港，早期的“三来一补”政策，让深圳成为承接港商、台商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第一个落脚点。其中，尤以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业最为突出，这为日后深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集散地，创造了产业基础。

来自原深圳市科技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7839.15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为90.0%。

从上游原材料供应，到加工集成，再到组装销售，在深圳及周边龙岗、东莞一带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电子产品配套产业链。深圳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潘九堂认为:“深圳电子配套产业链的完善，客观上降低了市场的进入门槛。”

这正是深圳山寨产业得以发展壮大的产业背景。凭借低廉的价格和灵活的运作，山寨企业在市场上表现出比传统企业更为灵活的竞争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山寨产业甚至优化了市场竞争。”潘九堂认为。但在产业的另一面，山寨企业作为既有市场的革命者，在破环了既有市场秩序的同时，却未能建立新的秩序。

以最新的上网本产业为例，山寨厂商在市场启动之初进入，快速打压行业利润，最终使整个产业陷入低利润循环的怪圈。

这亦是业界为之焦灼的原因——山寨产业缺少后续技术的持续推进，仅局限在低利润的成本搏杀。“无论我们厂商之间怎么控成本、拼价格，作为上游的英特尔却是稳赚不赔。” 深圳一颇具规模的山寨主板厂商高层曾对记者感叹:“由于缺少技术积累，上游产业我们很难涉足。”

这正是深圳山寨产业升级的瓶颈所在。“资本是逐利性的，投机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是近年来，本报记者遍访深圳山寨企业颇具代表性的回应。对于绝大部分山寨企业来说，并无做一家“百年老店”的心态。

但市场波动的风险，显然让投机充满着更大的变数。“山寨江湖”的真实写照是:“抱着‘捞一把走人’心态的山寨企业，在走人的时候，并不一定真正‘捞到一把’。”

在此背景下，市场处于爆发式增长期，山寨企业便蜂拥而去；一旦市场出现下滑，山寨企业又是率先离场——等待下一次机会，周而复始。

转型路径追问

如何让深圳极具活力的山寨企业，产生出更多的“华为”，成为深圳业界思考的焦点。

“对于山寨企业，不主张一棍子打死。”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看来，山寨企业在初创阶段，难免会有一些违规和“打擦边球”的作法。如何看待和采取发展性的监管态度，是对政府等产业主管部门监管智慧的考验。

在乐正看来，现有的部分产业政策，予山寨产业的长远发展并不相符。就以深圳规模最为庞大的山寨手机产业为例，按照既有的监管政策，一款上市手机的送检，费用要超过上十万，周期至少在一个月以上。“这对于资金实力相对弱小和市场反应需求极为迅速的山寨企业，都是难以承受的。”乐正说。

为数不少的深圳产业界人士认为，很多现在已然成型的大型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山寨时期”。

“如何保持山寨产业灵活性的基础上，引导产业积极良性的发展。监管层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乐正说。

此外，对于有着创新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山寨企业，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帮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去年底，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规模的振兴计划中，甚少惠及民营企业，山寨企业更是无缘。

在更大的产业层面，培养山寨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力和内驱动力，是山寨产业升级的关键。

同样是民营企业的华为，在转入自主研发的同时，很快着手对内部体制进行了大幅革新，《华为基本法》是中国企业最早的企业管理大典；同时华为启动了中国早年的全员持股计划，解决了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问题。

“这与作为企业领袖任正非的个人魄力有关。”深圳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潘九堂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对于初创型企业，对研发的投入将阶段性的摊薄利润率:“如何有效的做到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的平衡，企业领袖的力量至关重要。”

在企业家精神普遍缺失的山寨产业界，华为的成长路径或许不具代表性，但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丘慧慧对此文亦有贡献)